一厢情愿

中国经济似乎又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今年2月底，人民币汇率开始大幅下挫。3月初，超日债违约事件打破了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债券市场“刚性兑付”和“零违约”神话的破灭。随后，房地产市场即将逆转的声音又铺天盖地袭来。中国经济存在的变数让二次量化宽松政策呼之欲出。

毫无疑问，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执行的大规模货币和财政宽松政策，成为支撑中国经济保持高速率增长的引擎，但由此引发的政府和企业巨额债务、产能过剩、投资回报率下滑、收入不平衡加剧和环境恶化等问题则不断冲减增长的效应。事实证明，过去的发展模式不能再持续。被巴克莱称为“李克强经济学”有三个重要支柱：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以及结构性改革。主要目的就是结构性减速。“现在正处于消化前期刺激政策后遗症的时期。”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对《环球企业家》说。

代价便是国内经济的减速增长。在今年的头两个月里，国内工业增加值由2013年12月的9.7%下降到了8.6%，创出了五年来的新低。还有一个10年来的增长新低—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由去年12月的13.6%回落到了11.8%。投资增长更是创出了12年来的新低。

如果经济缓增长成为常态，对当前的中国而言是一件容忍度很低的事情。首先触及的便是就业压力和社会安定。按照一般性经济调控原理，经济存在下行压力时便需要宽松政策的纾解。这很容易就触碰到了一个二次宽松的预期。

但中国真的需要这剂强心剂？

难行

实际上，新一届政府需要面对的局势非常棘手，调控经济首先就遭遇两大难题：巨额的货币存量和沉重的债务负担。后者不仅包括大量的政府债务，还有企业债务。

2008年，为扼制不断下滑的国民经济，上届政府对宏观经济进行了激进的干预，将稳健的财政政策调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把从紧的货币政策调整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具体的做法令人惊异—从当年9月开始，央行在短短的两个多月时间连续4次降息，3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并制订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还在以后的两年里投资了4万亿元。随后，巨额资金流淌在政府、企业和私人之间，在创造出大量需求和债务的同时，也让产能严重过剩。

这样的局势让现今的调控左右为难。鲁政委认为，因为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新一届政府面临的调控空间非常狭小。“在这种复杂局面下，本届政府只能采取微调的手段，而不可能有比较大的转弯。”

海通证券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则认为，未来的调控政策取决于经济形势的演变。他对《环球企业家》表示，如果未来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宏观政策面的取向会偏宽松。比如后市汇率继续下跌，流入的热钱就会明显减少，所以一些释放流动性的政策，像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就可能会出台。这一点也得到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的认同。陈告诉《环球企业家》：“此轮经济调整的时间会相对延长。如果不适度宽松，进行向上微调，经济下行效应会放大，所以从均衡增长和就业角度看，一定要适度增长来让经济系统良性运行。”

但类似于上一轮的大宽松则很难再出现。目前政府和企业部门积累了体量庞大的债务，鉴于种种原因这一数字至今都没有精准计算出来。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去年年中预计，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总量已经达到了GDP（国内生产总值）的50%。在这样水平之上，大幅放松货币会使中国已经存在的债务问题和产能过剩进一步恶化。实际上，最近几年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不可持续且效用时间越来越短。比如，2012年年初开始的货币宽松只支持了大约为期一年的经济反弹，而2013年年中开始的政策放松，则只支撑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本届政府的主体思路之一便是“去产能和去杠杆化”。“我们一直在压缩投资，经济转型，否则就重走老路了。”李迅雷表示，2014年中央增加了对地方政府债务的考核指标，淡化了GDP，“这就意味着货币政策是不可能有太大程度放松的。”从政府掌握的资源条件来看，上一次大规模宽松的背景是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平衡状况良好，尤其是地方债务压力比较小，而现在则大为不同了。陈东琪说，“所以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即便政策有所松动，也应是‘小松’，而不是‘大松’。”市场的流动性变化也反应出了这一点。从2014年2月18日至3月下旬，在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巨大的情形下，央行回笼折算金额依然达到了5730亿元，这一量级明显处于历史高水平区域。

从长远发展来看，全面扩张的刺激政策也会拖延改革的时机。高效的改革需要一个结构调整和制度转换的压力。“如果全都歌舞升平，增长强劲，改革的动能就会减少很多。”陈东琪说。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政府摒弃了过去单纯依靠总量控制的手段，而是同时启用了改革和总量控制相结合的方法，遵照市场需求，通过激发市场活力来追求均衡增长。目前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三大部门中，政府和企业的负债率偏高，只有居民资金状况良好。现在高层努力在实施的是，通过改革和放权来提高低负债部门投资的积极性。另一个重点则是对某些具体领域精准发力，这样既不需要额外增发货币，还同时优化了支出结构。这些领域包括了节能环保、城市交通和城镇化等。

“这届政府和以前不一样，不会额外地多发货币，所以现在谈二度宽松为时尚早，那只是过去老思维的一厢情愿。”鲁政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