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华牌香烟手机说起 山寨机有流氓亦有英雄

可以打电话的中华牌香烟，烟盒的一面是手机，一面是香烟，我不知道你是否见过，反正在上周之前，我是闻所未闻。所以，听到台湾政治大学李仁芳教授不无得意地介绍他的见闻时，我确实觉得世界很奇妙。

更奇妙的是，数天之前，我离中华牌香烟手机，不过一步之遥。这部手机made in深圳华强北，是一家不知名的手机生产商的“杰作”。在华强北的商铺里，车模手机——一部底盘是手机的车模，福娃手机，还有“老板们”乐见的纯金镶钻手机，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买不到。

李仁芳教授把它们的生产者称为“山寨英雄”，把这些产品研发视为一种创新。李教授用了大约5年的时间(2006-2010)，往返于台北与华强北，采访23家公司65人次，以试图系统解释中国南方的山寨模式是如何诞生、扩散，及其影响因素。

在香港大学中国商学院的创新开放日里，李教授分享了2006年以来的研究成果——《新兴市场初始创新之获利模式》。虽说，包括我们在内的许多媒体都曾经关注报道过华强北的山寨手机激情燃烧的岁月，但李教授的几点总结，对我依然很有启发。

他从三个维度解释了山寨手机创新成功：一是市场试验取代主观猜想;通过芯片规格、软件、外观的排列组合，生产低成本、多样化产品，视销售情况迅速调整产品，快速维修，提供以货换货的售后服务。二是“重组价值活动”塑造竞争优势;例如从早期的芯片厂商进行完整产品设计，发展到芯片厂商研发平台，设计中心进行主板功能开发，山寨厂商负责外观设计的分工模式。三是跨越组织疆界的灵活整合的“垂直联盟”。例如，有过剩生产能力的厂商可以出租一条生产线给另一个有志山寨的新进入者，共同生产，分头销售。

毫无疑问，山寨手机崛起于灰色地带，它们也出过不少质量问题。但我颇为赞同李教授的说法，山寨之中，既有流氓亦有英雄。它们的组织的灵活性和市场敏锐度，是许多大公司，难望项背的。这使得它们能够快速满足许多小众细分市场的个性化需求。例如，你能够想象诺基亚能够生产出一款跌破眼镜的香烟手机么?即便诺基亚发现了这种需求，它也要考虑市场容量是否足以分摊这家大公司的各项费用。

近期颇有冲动为一些山寨英雄唱唱颂歌，是因为我觉得，有相当一部分人把创新等同于特斯拉或者苹果公司，忽略甚至扼杀了创新的多样性。跳脱现实发展阶段和语境的创新，容易沦为空想。今年以来，我们与博斯咨询公司一起合作中国企业创新研究报告(将在9月初发布)。上述的创新的偏见，是我在一些与创新有关的访谈中感受到的。 一个最典型的反问是来自一位女士，她说：中国的文化缺乏创新的基因，否则，为什么几千年的历史出不了一位乔布斯(我想她如果熟悉马斯克，很可能会说马斯克)?

Space X和特斯拉，确实很酷，只不过当你一心想成为埃隆.马斯克时，请想想一个简单的现实，直到现在中国公司还不具备开发空调压缩机的技术，要知道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空调生产和销售国。

我一直没弄明白压缩机生产的困境，技术的鸿沟宽广到十数年时间都难以跨越么?但此前就大数据相关技术的应用与发展，与百度的几位技术工程师沟通时，他们则指出中国高校在大数据相关的前瞻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与国外仍有相当的距离。如果哪天我们希冀像马斯克一样创办一家Company X，至少在那个领域的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中国需要走在世界的前端。而这不是一个马斯克或者乔布斯就能够实现的，至少你得能与一家类似施乐的公司为邻。否则，想创新的你，不妨一边对特斯拉心向往之，一边到华强北走走、看看，感受另一种蓬勃的生命力和后发者的创新思维。

李仁芳教授在谈论山寨创新模式时，有句说得很过瘾的话是，“strategy is nothing, clustering is everything”，大致的意思也就是说，战略是子虚乌有的，唯有集群效应长存!我引用这句话无意要抹去迈克.波特或者列维特等先生的深远影响，只不过想强调，创新要不忘地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