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盗版之战

跨国巨头们寻找最大的消费市场永远绕不过中国，但在这里赚钱亦不容易。IDC研究报告显示，亚太区电脑数量占全球40%，盗版软件总数却占到了全球的一半。其中，最头疼的莫过于微软。

入华21年以来，微软几乎垄断中国市场，但销售收入与市场份额并不成正比。商业软件联盟（BSA）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软件盗版率为77%，这意味着主要靠卖软件赚钱的微软损失了大部分销售收入。当然，情况已经好转，早在12年前，知识产权总经理于维东加入微软时，这一数字高达94%。

微软中国历任总裁均在反盗版上下足了功夫，因为反盗版重要到与他们的位子密切相关。这也不难理解，业绩是微软总部衡量的硬指标，盗版的比例直接与业绩挂钩。今年中国PC机的出货量为七千万台，如果微软能够把盗版率降低1%，按保守估计每台PC消费300元计算，也就意味着微软每年可以增加2100万的收入。

微软中国前任CEO陈永正也曾称，得益于新品和中国政府反盗版力度加大，微软在华收入增长20%。多年来，微软在华收入成谜。互联网评论员、博客中国的创始人方兴东曾透露：“微软在华80%的收入，是依靠反盗版手段产生的市场压力得到的。”

大中华区新任CEO贺乐赋上台不久，微软反盗版更是动作频频：牵手国美、联想开展“真的安全”活动，共同推荐渠道正版化；协助当地工商管理部门对广州电子消费品市场进行清理，敦促14家正在使用盗版的厂家整改。

风波迭起

入华四年后的1996年，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初到中国，他兴奋地发现居然有如此众多电脑使用Windows，同时恼火于因为盗版导致的销售业绩惨不忍睹，销售额甚至不及马来西亚。

回到美国的比尔·盖茨开始对中国市场发起反盗版行动。1999年，微软起诉生产加湿器的北京亚都科技有限公司，还计划投入超过1亿美元打击盗版，将华为和北大方正等知名企业放入调查名单，一时间闹得纷纷扰扰。这一案件曾引起中美双方高度重视，美国时任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和华盛顿州务卿芒罗亲笔签名其证词。

当时据业内估算，如果按亚都50台电脑赔偿220万元计算，中国消费者需要至少支付2000亿元的赔偿。这一举动在中国引发的反弹和口水几乎把当时的微软淹没，“大棒政策”激起了中国民众的反微软浪潮，直接导致微软中国CEO吴士宏下台。此后，微软中国历任CEO去留均与反盗版高度相关。

最终微软在此案一审中以意外理由败诉，但这并未阻挡微软反盗版的努力，其反盗版在战术层面反而出现新变化。近年来，除起诉使用盗版软件的企业，微软开始从源头上打击盗版，并诞生了被认为是微软真正开始反盗版的里程碑式事件—2008年名震一时的“番茄家园”案，这也是我国第一起大规模打击网络软件盗版行为的案件。当年8月，苏州市虎丘区法院一审判决：番茄花园修改版Windows XP作者、番茄花园网站负责人洪磊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00万元。

但胜诉依然未让舆论完全站到微软这一方，“支持番茄家园，抵制微软”、“中国为什么还不实施反垄断法”、“要是正版的价格与盗版价格一样我就用”，在微软赢得官司的同时，也遭遇广大网友的口诛笔伐。

显然，要取得中国消费者的完全支持，微软还要做很多工作。

“80%的盗版软件背后都有利益集团，是有组织的生产。”微软中国副总裁、大中华区消费渠道事业部总经理张永利向《环球企业家》透露。为更好开展工作，他已经打入盗版企业内部，以了解其利益链条。

知识产权法规的不完善是早期盗版猖獗另一大原因。2007年，深圳有不法者专门生产微软的盗版光盘，销往全球28个国家。“光盘假冒的这个利益链，跟做假鞋、假包、假衣服是一样的。就一点不一样，成本几乎是零。因为数字化之后，光盘成本非常低，处于暴利的状态。某种程度上讲，法律风险还比较低，因为知识产权犯罪最多是七年，贩毒就判死刑了。”微软知识产权总经理于维东分析说。

于维东2001年2月加入微软，经历了软件业和知识产权领域的重要发展过程。“中国知识产权的建立跟改革开放一致的，1979年中国开始了《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的起草工作，1982年起，我们有了《商标法》、《专利法》，到1990年又有了《版权法》，1991年颁布了《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这些制度构成了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基本架构。微软的产品和经营模式高度依赖知识产权制度，1992年微软进入中国，在此之前我们所依赖的这种法律环境根本就不存在。”

突破性的进展是与中国政府共同维护知识产权。2006年，国家领导人胡锦涛访美前往微软总部参观之前，多部委联合下发《关于计算机预装正版操作系统软件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在我国境内生产的计算机，出厂时应当预装正版操作系统软件。访美当天，联想与微软签订12亿美元的软件购买协议，此前方正、同方及TCL等公司亦签订了价值17亿美元的软件购买协议，为其生产的计算机预装微软Windows操作系统，以此抵制盗版软件。2010年，工信部花费诸多精力做知识产权战略，公安部门的“亮剑行动”开始主动打击使用盗版软件的厂商，上海“萝卜家园”特大盗版软件案告破，捣毁盗版“Windows7”等光盘生产窝点2处，切断浙江、江苏、河南等20余省、上百个地市的1000余个网上盗版软件下载源和链接站点，重创盗版软件犯罪。

2012年5月，制造假冒盗版软件并销往国外的尚亚军被判处7年6个月有期徒刑，成为迄今中国对盗版软件案作出的最长量刑。今年五月的青岛中孚案亦成为中国首例因销售安装有盗版软件的电脑而获刑的案件。该案若对刑事责任予以认定，可能会成为中国软件知识产权刑事保护不断完善过程中又一里程碑式案件。

反盗版打通政府关系对微软的隐形福利不止于此。5月底，微软CEO鲍尔默访华，宣布微软公有云Azure将落户上海，这是首家实现公有云在中国落地的外资公司。

怀柔政策

微软反盗版的努力不会止步于此。在中关村的电子商城里，正在出售的电脑中，经常发生店家未经授权安装Windows、Offiice等软件，这种情况在品牌电脑专卖店中也时有发生。一些店员提供所谓“免费”帮助安装盗版或者激活版的软件。各大卖场的工作人员可轻松搞定各种形式盗版的Windows系统的安装。

这正是于维东的工作—通过法律手段对屡教不改的盗版厂商进行整顿。他最近正在与14家使用和传播微软盗版软件的商家谈判，这个长长的名单包括：广州铧特电脑、京航信息科技、联畅计算机、能惠计算机、石牌百思达电脑经营部、石牌英尔电脑经营部、天河欣慧电脑、优联电脑系统、深圳聚方圆科技、联发伟业科技、鹏勃电子、润能数码、拓威隆实业、新锐威计算机。如上述单位不购买正版，微软将寻求法律途径解决。

“到中关村海龙、鼎好、e世界去看看就知道了。那些厂商就摆在那盗版，很普遍。非常容易发现，一点都不高科技。我们的主要工作是从法律角度，合法地把证据固定下来。”于维东告诉《环球企业家》。

这是微软中国知识产权部的日常工作，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法律鉴定以及鉴定之后与盗版厂商谈判。然而，对于这十四家企业，于维东并不打算马上起诉，而是采取“私立救济”的方式。即使掌握确凿的证据，也会优先通过谈判，令他们改过自新使用微软的正版软件。方兴东曾把这一方式称为“微软是唯一一个靠律师函来谈生意的外企。”

最后真正起诉与否在于证据的充分程度和案件的规模。于维东告诉《环球企业家》：“起诉与否会有个判断，哪一个案件我们有充分的证据，哪一个也会有比较好的市场影响力，对方又不合作，比如我们有交流、沟通，回应还是非常不积极的，我们可能会寻求法院的帮助。”

处理一次案件的复杂程度超乎想象。去年，微软在对纽曼公司的诉讼中一审胜诉，法院判令纽曼停止侵权并支付赔偿及诉讼费用41万余元。可是，微软与纽曼的最初接触却要退回到三年以前。早在2010年初，微软就发现纽曼的电脑里装有盗版软件，多次协商无效后微软才诉诸法律。但即使经过协商企业承诺不使用盗版，也未必就是事情的结束，于维东坦称出尔反尔的企业并不少见。

当然，仅仅依靠对企业采取法律手段远远不够。IDC最新出炉的研究报告显示，微软前三大盗版软件来源分别为在线网站和P2P网站下载、街边市场以及朋友间借用，分别占到盗版软件总额的43%、20%和12%。针对于此，微软还选择了从渠道和终端联合反盗版。

在终端方面，名声大噪的反盗版行动是2008年的“黑屏事件”。严格说，这并不是一次成功活动，更多业内人士认为，倡导正版无可厚非，但这严重伤害了用户基本权利。当最后实际黑屏次数有限时，此举更被看成是一次巧妙策划的“宣传活动”。

张永利表示，从渠道中产生的盗版主要有三种形式：用户买裸机从其他途径获取盗版软件自己安装，比例较少；知道盗版与正版的区别，选择代理商帮助安装盗版；最可怕的情况是，渠道为提高利润点，把盗版软件放在电脑里卖给用户，使用户以为他们使用的是正版。

这几年，在与代理商谈合作时，他发现事情正向着好的方向发展。“越来越多的代理商愿意去推动正版化。从态度上跟过去几年相比发生很大变化。”张永利对《环球企业家》说。

究其因由在于成本利益的考量。这些代理商发现，装盗版一个致命的问题是花的时间很长；而安装有盗版软件的电脑出现的问题会很多，往往用户有问题回来找代理商，代理商会花更多的时间成本进行售后维修，完全得不偿失。

与知名品牌商进行渠道合作是微软反盗版的另一大方向。3月末，微软中国与联想及国美在广州分别签署合作备忘录，倡导推广正版软件知识，并共同推广在新电脑上安装正版软件。促进渠道的正版化绝非易事，仅谈判的过程就长达一年以上，因为背后还需联想的每个OEM厂商、所有连锁店的老板都愿意做此事。

与国美的合作更是一笑泯恩仇。去年1月，微软有证据证明上海国美电器卢湾店在销售的电脑中安装了盗版的微软Office软件并由此对国美提起诉讼。如今，张永利的成果是，已经与国美达成推进正版的合作，包括要求对店面人员进行正版化培训，店内销售人员不能销售推广展示任何盗版软件，如果国美发现店里的人员销售展示盗版，将进行相应的惩罚措施。

另一面

于维东看来，反盗版的核心措施在于对知识产权的“创造、保护和教育”。

“我们一年花将近一百亿美元开发新产品，微软的创造投入甚至比某些国家的研发投入还大，这是创造；第二是要保护，即创造出来的产品，一定要通过知识产权架构让开发商得到回报，他才能再去开发新产品；最后需要持续不断地教育市场。”他对《环球企业家》表示。

目前，微软在技术上也开发了更多防盗版标识，早期Windows版本，预装有正版操作系统的软件往往带有微软的“COA标签”，没有就一定是盗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盗版方想出了更加极端的方法，仿制COA标签，甚至出现偷盗COA而获刑的事件。

在Windows 8的研发过程中已经把反盗版纳入其中考虑，微软已经停止CD等“存储媒介”形式。“这样设计的好处是，让消费者知道只有两个方法可以买到Window8，一个是从网上下载，一个是从预装正版的电脑里能获得。”张永利对《环球企业家》说。

张永利认为，打击盗版最好的方式在于告诉用户盗版的危害。“当用户去买一台携带盗版的电脑，他不知道其实盗版不法分子在背后是要赢利的。更可怕的是在盗版软件中加入恶意程序将用户信息卖给第三方，经常发生的是邮箱里有莫名的人发东西给你，很多都是从恶意软件中里盗取你个人的信息，然后把这些信息卖给第三方。可是这种问题很多用户都不知道。”

与此相佐证的是曾在盗版Office中加入可窃取隐私的僵尸程序。一款名为“Nitol 僵尸程序”可悄悄打开电脑上的内置摄像头，看见用户一切动作；除此之外，“Nitol僵尸程序”还可捕捉受害者击键动作，以窃取个人信息、密码、信用卡等敏感数据。这是2011年国内网络盗版集团“萝卜家园”的惯用手法之一。在执法机关查抄的“萝卜家园”盗版软件抽样分析中，结果显示所有软件均感染恶意软件，防火墙被禁用，80%的样本含有未知链接。

同时，微软更倾向于告诉用户：从全国40多个城市的传统IT卖场和商场匿名抽样购买的169台装有盗版Windows操作系统的品牌电脑中，91%检测出默认安全设置遭到篡改，或是存在其他明显安全漏洞；59%销售时已经感染恶意程序；72%的默认浏览器设置已遭到更改，主页通常会将用户引向欺诈网站或“钓鱼”网站。

盗版软件的确存在着巨大的危害。IDC研究报告显示，企业耗费在处理盗版软件引起的安全问题上花费将达1140亿美元，这笔开销占到了IT劳动力成本的8%，企业为处理受感染的盗版软件和数据丢失付出的潜在成本总计将接近3500亿美元。

商业软件联盟（BSA）与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共同开展的一项新研究表明，在中国，正版软件使用量的增长对经济的推动力比同等条件下使用盗版软件更大。正版软件的使用量每增加1%，会产生大约44亿美元的国民产值；而同样情况下，盗版软件仅能带动约22亿美元—这就表明正版软件能够产生近22亿美元的额外价值。

尽管认为微软保护正版，反盗版无可厚非，但方兴东亦公开表示：“从表面来看，微软好象是盗版的受害者。但实际上，被起诉企业才是真正的弱势一方。为什么这么多软件企业，就只有微软在天天在喊盗版，好像中国人喜欢盗版一样。用户用盗版操作系统，是由于垄断造成消费者没有选择，也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即使微软是盗版软件的受害者，中国消费者依然存在着对它的不满，定价过高成为盗版泛滥的原因之一。在淘宝上，1元到5元的验证激活码大量存在，与之相对应的是200多元到1000多元不等的正版软件。对此，微软专门开发了针对学生市场一百多元的Office软件，也有针对政府和企业有特定的销售方案。软件价格也从最初的千元下降到最低200多元。

于维东认为，根本还是软件版权的意识问题：“拿电影举例，五年前根本不存在现在这个电影市场，中国的电影票是全世界最贵的，但大家愿意买单表示已经接受电影是一种无形资产。在美国七八美元一张电影票，我们过去觉得很贵，眼下国内的电影票早已超过了这个标准，它价值现在已经被接受了，但是软件还没走到这个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