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远看，家族企业存在去家族化倾向；但对于中国家族企业而言，这一过程注定艰辛
家族企业接班与传承
这听起来像一个悖论。一个无上权威的父亲创建了非凡的家族企业，却无法避免子孙后代为分家析产而进行的明争暗斗，最终，许多企业不是死于外部竞争，恰恰败于内部危机。
这样的例子简直不胜枚举：香港张祝珊家族因家产之争导致四兄弟失和，不但家族企业大受摧折，还将会德丰大股东地位转让包玉刚，张家从此一蹶不振;远东集团创始人、前亚洲电视主席邱德根将继承权传给二房幼子邱达根，激发耿耿于怀的大房子女抢班夺权，远东集团由此衰落，亚洲电视易手林百欣、郑裕彤;至于郭炳湘、郭炳江、郭炳联兄弟纷争更是将新鸿基地产拖入未知险境;就连韩国三星公司也未能免俗，正在卷入李健熙家族内讧之中。
实际上，接班一直是家族企业的瓶颈，波士顿家族企业研究协会的数据揭示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30%的家族企业能够成功传到第二代，10%能够传到第三代，能够传到第四代的仅剩3%。
作为一种古老的组织形式，家族企业由来已久，至今源源不断，因接班问题导致的企业衰亡、发展或壮大经久不绝，衍生多种企业形态。正如这一领域的专家、美国布莱恩特大学家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William O'Hara 所说：“在跨国企业之前，已先有家族企业，在工业革命之前，也已先有家族企业，至于在希腊罗马帝国的启蒙前，也同样是先有家族企业的。”
福特、杜邦、IBM、J.P.摩根、松下、索尼……这些遍及各行各业的世界级跨国公司均由家族企业发展而来，伴随股权结构改革，创始人家族在企业的股份逐渐稀薄，并且退出经营管理，让位于专业化的职业经理人团队。这一去家族化的历程往往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得以完成，对于今天的家族企业，特别是为接班问题困扰的企业而言，这一历程具有强烈的借鉴意义。
在家族观念根深蒂固的日本，索尼公司是一个异类，这主要是拜那个特立独行的创始人所赐。盛田昭夫是拥有数百年历史的盛田公司的法定继承人，这家公司以生产“子日松”牌米酒闻名于日本。作为盛田家族的第15代长子，盛田昭夫从10岁起就被带到公司办公室和酿酒厂，旁听枯燥无味的董事会议，盘点货物、检查酿酒过程，但是，当他长大成人，却将继承权拱手让给弟弟盛田和昭，自己与井深大创办了一个不起眼的小工厂，就是后来的索尼。
按照传统，盛田家族继承人都将改名为盛田久左卫门，盛田昭夫放弃了成为第15个盛田久左卫门的权力，却把盛田昭夫这个名字留在了历史上。盛田昭夫的曾祖父和祖父聘用职业经理人管理家族企业，自己则沉迷于古董收藏，一度让盛田公司处于险境，盛田昭夫父亲接班后大力强化家族管治才恢复元气。1979年，盛田昭夫执掌索尼公司第8年时公开表示：“我不想恋栈太久，这样会损害下一代人的志气。我也不在乎继承人是否是我的儿女，我只是需要一位能干的人来领导索尼。”3年后，演员出身的大贺典雄坐到了索尼总裁的宝座上。
盛田昭夫有一个开明和善的父亲，不仅同意他自立门户，还频频出手资助困境中的索尼公司，一度成为索尼最大的个人股东。纵观世界，父亲这一角色对家族企业接班起着难以估量的作用。J.P•摩根有一个总是试图控制他的父亲J.S•摩根，他娶妻生子后也成了一个威严的父亲;对于埃兹尔•福特而言，亨利•福特是一个望而生畏的父亲，当他成为福特公司总裁后，老亨利仍在背后操控一切，结果这个不幸的接班人在巨大压力下英年早逝，同样的悲剧也发生在何鸿燊家族、邱德根家族——他们施加的过度压力损害甚至摧毁了家族接班人的生命。
亨利•福特与埃兹尔•福特一起组建了福特基金会，这真是一个聪明的决定。它显然比个体生命更为长久、顽强。与其说为了避税，不如说是家族发展的需要，洛克菲勒家族、福特家族、卡耐基家族都是通过基金会获得更加强大、稳固、持久的地位。
企业可以传承、财富可以继承，能力、关系、人脉……这些隐性资源，却很难在后代中获得延续。实际上，这正是企业接班，家族延续的难点所在。这种隐性资源往往随着接班而加剧流失。无论J.S•摩根，J.P•摩根，还是亨利•福特，在言传身教的同时，总是想法设法把关系和人脉介绍给下一代，将他们推向政治、商业、文化的主流舞台，以图进入上流社会的小圈子。当然，比起这种建立在私人基础上的人脉关系，基金会这个机构的作用更加广泛高效。
在华人世界，慈善传统源远流长，但以基金会形式做慈善，非邵逸夫、李嘉诚二人莫属。
邵逸夫、李嘉诚分别在1973、1980年建立了以他们名字命名的基金会，这两个时点也是他们事业步入高潮前夕，基金会的作用不止“锦上添花”，更重要的作用是通过慈善获得政府认可。李嘉诚将三分之一资产注入李嘉诚基金会，两个儿子李泽钜、李泽楷与他共同管理基金会，共同分享这一资源。而100余岁的邵逸夫却因婚姻问题与子女失和，落得无人接班的结局。
与大多数华人企业家一样，李嘉诚选定长子李泽钜为接班人，这既合乎古老传统，也符合实际情况——次子李泽楷天生就是创业者，而长子李泽钜更适合做一名守业者。李泽钜从美国留学归港后进入长江集团被作为接班人培养，在他一步步掌权的过程中，肩负的社会职务也逐渐增多，年仅28岁便接替父亲成为汇丰银行董事，意味着进入商业世界的权力核心。
不过，李嘉诚不打算完全放手，至少还要考验李泽钜一段时间，他可不希望20年前郑裕彤家族的那一幕重演——1989年郑裕彤长子郑家纯接班后大肆收购，新世界发展背上近百亿港元的债务包袱，郑裕彤不得不重新出山，直到2012年才把权力交接给66岁的郑家纯。
李嘉诚的“退而不休”与大陆企业家，方太集团创始人茅理翔不谋而合。茅理翔是家族企业拥泵，他有一套著名的接班理论：“带三年、帮三年、看三年”，比他小一岁的美的集团创始人何享健则致力于去家族化，2012年把美的交给方洪波，而不是儿子何剑锋。与他们同时代的宗庆后、尹明善、鲁冠球、梁庆德等人也到了部署接班的年纪，他们会作何选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