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是中小企业遭遇瓶颈,利润微薄融资难,一方面习惯了“暴利”的民间资本“无处安放”,这个矛盾,金改能解决吗?

浙江经济“富贵病”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  作者:熊婷婷  |  阅读:

 昨之蜜糖,今之砒霜。
 
民间金融的支持,曾经托起了浙江中小企业过去的辉煌,积累起大量民间财富,成就了浙商、温商的传奇。但在长三角传统制造业逐渐走向困局,利润日渐微薄之时,民间金融卷起的大浪,又变成了压垮众多中小企业主的最后一根稻草。
 
困境中的中小企业,融资难。从楼市、矿产等暴利行业中退出的大量民间资金,无处安放,处于逐利的天性,进入了民间借贷。
 
当音乐还在继续,中小企业与金融仓储、供应链金融、民间借贷等一派和谐,歌舞升平。待到音乐停下时,现实变的难堪,昔日的一荣俱荣,变成今日的一损俱损。
 
实体经济,就是那个停止键。
 
危机之源
 
和江苏、山东等省以大企业为主的发展模式不同,浙江形成了中小企业为主角的钱江区域产业群发展模式。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规定,小型工业企业的年销售额认定标准为3000万元以下。根据银监会的规定,单户授信500万元以下和企业年销售额3000万元以下为小企业。按照这个标准,浙江小企业达200多万家,占浙江省内所有企业总数的99%以上。
 
而我国由于种种历史原因,金融机构呈现高额的垄断性。金融市场化改革启动后,多元金融结构有较大发展,但是金融资源过于集中于国有控股、集中于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结构性矛盾依然比较突出。浙江缺乏本地具有规模经济优势和行业龙头地位的金融机构总部对金融产业的带动,也缺乏金融集聚区对金融资源的积聚和对区域的辐射带动。
 
在这种状况下,浙江中小企业经济的发展,融资渠道主要便是民间金融。
 
据浙江证监局汇总计算49万家企业2007年-2009年连续三年的资产负债表,得出浙江企业的平均融资结构,其中银行贷款占新增资金来源的39%,民间融资占新增资金来源的47%,上市与债券融资占新增资金来源的10.46%,利润留存占新增资金来源的1.79%。
 
浙江民间兴起的金融仓储、供应链金融、民间借贷等,在很长一段时期,为解决浙江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专门的金融仓储公司是最近几年兴起的,主要出现在浙江一带,如浙江涌金仓储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和金仓储股份有限公司、淳安千岛湖新城仓储有限公司等。金融仓储有两种模式,其一为第三方动产质押监管模式,其二为仓单质押模式。
 
和金融仓储结合紧密的行业中,最为人所熟知的便是钢贸。
 
所谓供应链金融,核心便是互保、联保。供应链金融模式,担保以核心企业为主,或由核心企业负连带责任,其风险由核心企业及上下游中小企业产生,供应链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将影响整个供应链的安全和贷款的顺利归还。
 
在过去几十年,这种民间金融和中小企业互哺的模式,表现出极强的创造力和财富效应。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中小企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总量已占全省GDP的70%以上,税收贡献率71%,社会投资占50%以上,就业占人口80%以上。
 
但昨之蜜糖,已成今之砒霜。
 
在中小企业随着各项成本抬高而进入微利时代,亟待转型之时,出于逐利的天性,金融系统却失去了耐心,民间金融开始反噬实体经济了。
 
传统制造业模式遭遇瓶颈 实业空心化
 
危机必然会到来,因为传统制造业已经遇到了天花板。成本持续抬高,贸易纷争不断,产品质量反复,同质化竞争严重等诸多问题,如乌云挥之不去。
 
浙江中小企业是“中国工厂”的缩影。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是支撑中小企业在过去十几年中获得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但实际上,在整个商品流通销售环节中,“代工厂”只能依靠廉价的劳动力赚取非常微小的利润。
 
数据统计,机电产品和纺织服装是浙江的主要出口商品,二者共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达70以上。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浙江的出口优势产业,而支撑劳动密集型产业成本优势的条件却在远去。
 
同时,过度依赖国外市场,也使得中小企业的抗风险能力薄弱。温州便是典型的代表。
 
制鞋,是温州核心制造业之一,而这个核心制造业60%的市场在国外。同样的,温州生产的眼镜80%出口。温州的打火机,在上个世纪已经占领了世界市场的80%,不过,如此惊人比例的产值也才几十个亿。
 
2008年,温州鞋业的数量萎缩了一半,从2003年的5000多家下降到2008年的2600家。同年温州眼镜出口增幅回落一半。最低端的温州打火机,最高峰时期曾有3000多家打火机厂,到2007年底剩下500家,到2008年6月,能够坚持开工在只剩下100家左右。
 
而转型升级,却没有说起来那么容易。
 
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行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刘仁伍在其所编著的《浙江区域金融中心发展报告》中,将当前浙江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困难,归结为以下三个约束:
 
其一,在浙江,因即成的制度路径依赖而形成的锁定状态普遍存在。在一个区域中一个企业生产出一个新产品,如果市场销路好,整个集群的同类企业会蜂拥而至,仿冒,形成巨大的产能规模。很少搞研发。新产品开发困难。
 
第二,技术约束和人力资本约束。草根起家的发展模式决定了浙江广大中小企业的家庭企业特质,普遍规模较小,管理水平较低。
 
第三,融资约束。中小企业经营的持续性和稳定性较差,偿债能力偏弱,缺少有效抵押等问题,其获取贷款的难度很大,成本也高。直接融资,很少企业能达到门槛。
 
“中小企业现在面临着人民币升值、通货膨胀、员工加薪以及用工荒、低碳经济、结构调整的五重压力,这是自金融危机以来,再次面临又一轮的生存压力。”周德文曾表示。
 
而这一轮生存压力,可能更甚于2008年金融危机。
 
浙江省人大调研数据显示,上半年,温州市3998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今年已停产企业有140家,产值同比下降有2776家,下降面达57%。
 
浙江省人大财经委还发现,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比2008-2009年全球危机期间的更大、更持久,小微企业去年以来面临的困难正向大中企业传导。浙江省人大以及发改委同时提出预警,一些地区部分企业因经营困难加剧,可能引发资金链断裂,并带来互保圈的潜在金融风险,需引起高度重视。
 
仍在坚持做实业的企业主,腹背受敌,而更多的人,积攒数十年的财富无法找到增长突破口,最终开始进入房地产、矿产等投资性领域。)
 
从2000年开始,温州大型民营制造企业开始向地产、矿产、证券等领域迈进。到2010年发布的“浙江百强民营企业排行榜”上,与房地产沾边的企业达到70%。实业的空心化,已渐成趋势。
 
从实业家到“炒家” 从炒房、炒矿到“炒钱”
 
一位江苏商人谈及浙江、江苏两个经济大省的区别时,向21世纪网感叹到:“整个GDP来说,是江苏多过浙江,但浙江的富人,要远远多于江苏的富人。”
 
在关于浙商的种种传奇中,绕不开的便是温州商人。而温州人,几乎无所不炒:房地产、矿产、出租车经营权、外汇、工业原料……
 
2000年开始,国内煤炭市场好转,大批温州投资客开始进入山西煤炭行业。有种比较夸张的说法是,温州资本一度掌控了60%的山西小煤矿,年产煤炭8000多万吨,占山西省煤炭总量的五分之一,全国的二十分之一。
 
2009年3月,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出台《关于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所涉及资源权价处置办法》,规定山西省境内的小煤矿将由大型国有煤炭企业进行全面的整合重组。炒矿走向尾声。
 
温州炒房团,更是中国房地产市场上一个响当当的名号。所到之处,房价飙涨。但2011年,新一轮国家调控出台,房地产市场泡沫开始消散。
 
国家出了新八条之后,温州资本从房地产中开始回撤。此时,资本的去向成为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民间借贷因为回报率高、回报快,就成了最热门的短期投资。同样,当中小企业无法通过银行来获得资金周转的时候,找地下钱庄,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炒房、炒矿行不通,回到实业又利润微薄,最终,“无处安放”的巨额资金,选择了“炒钱”。民间借贷逐渐走向非理性。
 
据21世纪网了解,地下钱庄给单个放贷人的月息一般为20%到30%,给钱庄的放贷本月利息为50%,甚至100%。疯狂的时候,地下钱庄为了最大可能的吸纳资金,向放贷人承诺的年利息回报率达40%到200%。
 
刘仁伍认为,民间借贷利息高企,主要有三个原因:目前民间借贷组织没有得到法律的认可,拆解出去的资金缺乏足够的保障,必然要求相对较高的回报率;在正规维权渠道相对欠缺的情况下,民间借贷组织往往会寻求其他途径如黑社会等帮助催收款,不但提高了贷款成本,也影响了社会稳定;是资金供求中介体系不发达,缺乏规范的有效的评级、征信、担保、增信等手段降低资金供求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导致借贷利息高昂。
 
更可怕的是,随着民间信贷需求的旺盛,有不少企业也开始低调从事高利贷业务。他们以自己的资产为抵押,从银行贷来大笔资金,并不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放贷到资金缺乏的中小企业。大型企业低息从银行取得贷款,成立担保公司,之后又立即转手发放高利贷,赚取巨额息差。
 
谁来为高额的融资成本埋单?谁又能为高额的融资成本埋单?是微利的实业,还是高利贷的下家?
 
早在1986年,温州当地便出现过民间抬会(传销式高利贷)链条断裂的情况。当时短短3个月,温州全市有63人自杀,200多人潜逃,900多人被非法关押。(数据来自周德文、唐灿《温州大变局》)
 
如今,“跑路”又称为浙江民间热门词汇,据不完全统计,仅2011年4月至9月,浙江影响较大的民企跑路事件就达22起。今年6月的温州中小企业私募债研讨会上,周德文亦表示,现在民间“跑路”事件,要明显多于2008年金融危机。
 
融资投资两头难 金改能改多少?
 
一方面,是中小企业利润微薄,融资难,另一方面,大量的民间资本,找不到出口,投资难。
 
3月正式获批的温州金改方案,也多从帮助中小企业融资,引导民间投资两个方面考虑。
 
《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有12项任务,包括:规范发展民间融资;加快发展新型金融组织;发展专业资产管理机构、研究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深化地方金融机构改革、创新发展面向小微企业和“三农”的金融产品与服务, 探索建立多层次 金融服务体系;培育发展地方资本市场;积极发展各类债券产品;拓宽保险服务领域;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地方金融管理体制,防止出现监管真空,防范系统性风险和区域 性风险;建立金融综合改革风险防范机制等等。
 
但12条金改方案落实如何,究竟能否打通融资和投资的通道,仍然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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