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面临转型：硬着陆的可能性多少？
中国经济硬着陆？
随着中国高速飙升的经济增长开始放缓步伐，几乎所有人都认同，中国两位数增长的经济繁荣时期已经接近尾声。在前几轮的繁荣和萧条周期，人们对中国所谓的“硬着陆”就有过种种预测，但每次随着中国经济的逆势上涨，这些预测都落空了。然而，这一次，包括全球环境、国内政治和金融趋势在内的外部和内部因素都在加剧下行周期。许多专家警告说，如果不进行一些痛苦的改革，中国将遭遇更大的麻烦。
不过，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将放缓多少，经济学家的观点很不一致。此外，直到现在为止，中国一直被视为一个几乎不可阻挡的经济强国，什么才算是中国的“硬着陆”？分析人士的看法各不相同，不过大部分人都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作为一个重要的决定性因素。沃顿商学院金融学教授弗兰克林·艾伦（Franklin Allen）指出：“人们给的定义都不一样，但我的定义是低于5%的经济增长率。”
面对高企的通胀，中国政府试图通过限制银行贷款、加息和大幅提升银行准备金率加以遏制，几个月后在去年的最后一个季度，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至8.9%。中国政府此前就已经表示预计经济增长将放缓：在3月5日举行的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将2012年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目标设定为7.5%，这是官方增长目标基准设置首次低于8%，而8%一向被视为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和确保社会稳定所需的最低水平。在当前的五年计划中，政府已将年增长率设定为7%。
尽管事实上，中国是经常超过经济增长预测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但这一次，政府的目标可能更加接近现实。法国兴业银行跨资产研究驻香港的经济学家姚伟（音译，Wei Yao）预测，中国经济在2012年的增长速度将为8.1%，2013年为7.7%，2016年将放缓到7%。“我认为中国今年不会出现硬着陆，但2014年会出现什么状况其实取决于政府在未来几年怎么做，”她表示。鉴于中国领导层要同时处理很多问题，包括房地产泡沫、地方政府债务、贫富差距以及猖獗的腐败行为，“避免硬着陆将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艰巨任务”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程致宇(Patrick Chovanec)认为，中国正面临“颠簸的着陆”，未来几年将经历起起伏伏。他表示，中国的领导人正忙于新一代共产党领导人的换届，并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干扰，所以很多艰难的、但至关重要的结构性改革遭到拖延。这些改革包括汇率和利率的自由化，改善财富分配，进行税制改革，改变国有行业在经济中日益增加的主导地位。程致宇和许多其他经济学家表示，中国最不应该做的是再次推出大量的刺激方案，以促进疲软的出口和投资。程致宇指出：“这相当于……把问题向后再拖延一年（假设可以拖延）。其结果是中国经济未来的硬着陆将更加严重。中国的房地产市场需要调整，中国需要更广泛的经济增长，需要将重点放在能带来真正回报的领域。这个问题拖的越久，解决起来就越痛苦。”
中国对这些挑战的处理方式将带来前所未有的重要影响。世界银行二月下旬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保持政治稳定将取决于经济的调整，以确保经济增长更加可持续、更加公平。该报告在北京发布，在新闻发布会上，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表示：“现在不是得过且过的时候。我们应该具有超前性，要顺应世界和国家经济的重大变化。“正如中国领导人所知道的，中国目前的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靠不住的统计？
在某些方面，中国向低增长时代的过渡类似于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突然转变。在这两个国家，便宜的、往往受到政治影响的信贷导致了房地产行业的巨大泡沫。但是，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马歇尔·梅耶（Marshall W. Meyer）指出，中日两国有一个关键的差异，它可能导致中国在硬着陆之后出现严重的后果。他表示：“中国仍然有大量的贫困人口，远远超过日本20世纪90年代的贫困人口。日本当时基本上是中产阶级，有全民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而这恰恰是政治难题。” 如果支撑共产党统治的经济增长出现停滞，人民对于收入增长缓慢和社会服务不足的不满情绪就会不断增加：“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都不愿在中国出现【我们看到的】在中东发生的动荡。”
世界银行的主要建议之一是，呼吁中国将经济增长的驱动引擎转变为消费需求。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依赖对建筑和资本设备的大量投资。即使中国实施报告中所列举的结构性变革，世界银行表示，中国的增长也必将放缓，2011-2015年约为年均8.6%，2016-2020年约为7%，2021至2025年约为5.9%，2026至2030年约为5%。
程致宇指出，在过去，增长依靠的是政府主导的投资，由国有银行提供贷款，但现在这一招已经不管用了。“现实表明，推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大头—固定资产投资正在持平。”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12月较11月回落了0.14%，11月又较十月回落了0.4%。他补充说，如果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下滑，GDP将急剧下降。“我不能确定现在官方的GDP数字是否反映了这一点。在中国，GDP是一个非常有政治意义的数据。”
经济学家不信任通常的统计数字，他们费尽脑汁，希望找出其他的方式来验证趋势，例如建筑设备的订单、水泥和发电的需求。其实并没有屡试不爽、绝对正确的方法，不过几乎所有人都不信任中国的统计数据。虽然中国的统计数据较几十年前有所改善，出于政绩和仕途考虑，对于夸大或扭曲统计数字，地方政府的领导人有着强烈的冲动。常驻上海的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在中国各地进行了大量的考察，他认为，和统计数据相比，真实情况更加接近硬着陆。他表示：“没有可靠的数据来验证是否会出现硬着陆。GDP统计数据没有意义，他们不但不正确，而且差得很远。”
即使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情况也不乐观。其数据显示，2011年GDP增长了9.2%，5个百分点的GDP增长来自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在2011年固定资产投资（FAI）同比增长了23.8%，低于2010年24.5%的增长。但其实这一年中，投资增速在不断放缓，12月的同比增长为18.5%，11月为21.2%，十月为25%。程致宇指出：“如果一切保持不变，固定资产投资【今年】仅仅达到去年的绝对量【即零增长】...中国的GDP增长将为4.2%”。虽然市场预期认为自去年12月开始同比增长将放缓，但今年到目前为止，前两个月的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了21.5%。
最薄弱的环节
虽然由于各种基础设施项目资金短缺，建筑进展也已放缓，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中国研究教授鲍泰利（Pieter Bottelier），认为房地产行业是中国经济中最薄弱的环节。风险主要还不是类似于近年来美国和欧洲出现的住宅市场崩盘的风险，因为中国购房者对借贷的依赖程度远远低于欧美的购房者。更大的威胁是房地产开发商大规模、不可持续的借贷，因为由于价格低迷，它们的项目不可能获得原先预期的回报。“如果大城市的房价突然下跌10至20%，那么我们将出现一个非常危险的新情况，”鲍泰利说。中国有超过10,000个房地产开发商，它们的杠杆率都很高，如果价格大幅下跌，它们可能出现银行贷款违约。
除了银行会受到危害（其实银行在必要的时候还能获得国家支持），建筑、建筑材料和其他相关部门也会遭到殃及。建筑行业占到中国GDP的15%左右，而且还为农村无技能劳动力提供了大部分的就业机会。“建筑业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能引发更严重的问题。这可能会导致硬着陆，鲍泰利警告说。
到目前为止，房价仅略有下降，虽然有传闻说最大城市和省会城市的某些楼盘出现了两位数降幅。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的数据显示，总体而言，中国最大的100个城市的房价在2月份出现连续第六个月下降，环比下跌了0.3%。2月份，72个城市的房价环比下降，27个城市环比上升，一个城市持平。谢国忠认为，房地产泡沫已经破灭，但其后果不如其他主要经济体那么严重。其部分原因是中国的银行受到政治影响，通常不会对不良贷款进行止赎。他表示：“相反，你会看到很多的空楼。中国建的楼太多了。”
鲍泰利指出，房地产行业增长的开关还掌握在政府手中，愿意的话，政府仍可以开闸放水，让房地产行业加快增长，但它必须谨慎行事。“你必须要小心，因为如果你放得太快，泡沫又会回来。”但是，中国领导人坚持表示，他们打算坚决遏制房价，直到房价下降到一个更可接受、政治风险更小的水平。
与此同时，由于美国和欧洲经济依然疲软，中国的出口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已不如以前。中国的出口增长从2010年的31.4%回落至2011年的20.4%。经济学家预测今年的出口增长可能为零至10%。饱受危机困扰的欧洲占中国出口总额的20%。沃顿商学院的艾伦认为，除非欧洲出现崩盘，否则中国硬着陆的几率仅为五分之一。“如果美国和欧洲维持现状，中国硬着陆的可能性就更小，”他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表示，欧洲债务危机的深化可能导致中国GDP增长下降至4%。
必要的转型
尽管中国领导人面临着各种内部和外部束缚，中国政府可以采取多种措施，帮助经济从投资驱动模式转型到消费需求驱动模式。
首先，中国需要改善其资源配置，以更好地平衡经济。要实现这一点，必须先进行利率和其它价格机制改革。法国兴业银行的姚伟表示：“中国价格机制都是错误的，包括汇率、利率、汽油价格和土地价格。这些价格都由政府控制和管理。如果你的价格不对，配置肯定也不对。”信贷定价的错误，导致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投资成本过低，鼓励了对某些项目的过度建设和浪费，这些项目回报率很低甚至无回报，而且也未必能提高生产率或公共服务。
中国对10.7万亿的地方政府债务处理就体现了这种经济失衡。2月初，中央政府要求中国的银行将地方政府在2009年刺激经济期间积累的大规模债务滚动到下一期，这等于是将这些债务拖到未来再处理。这些贷款超过一半将在未来三年到期。
需要进行的最大的转变是资源的再分配，这将充分释放中国公众的潜在购买力。驻香港的野村证劵亚洲首席经济学家罗伯特·苏巴拉曼（Robert Subbaraman）表示：“中国需要提升消费在GDP中的占比，建立一个更加市场化的货币政策，减少国有企业的过度特权，缓解收入不平等，促进更多高效、环保的产业以提升总要素生产力”。迈向一个更加以市场为基础的货币政策，建立更灵活的汇率制度，放松利率管制，将提升银行存款利率，有助于减少储蓄的需求，提供更多的投资选择，使中国家庭不过度依赖房地产来实现资产增长。同时，政府需要做出困难的政治选择，减少对国有企业的优惠待遇，它们现在包括优先获得银行信贷，政府对土地、劳动力和电力的补贴。其目的是“让收入从企业向家庭进行再分配，”他表示。
苏巴拉曼认为硬着陆的可能性是三分之一，并认为中国可以采取额外的刺激措施，以避免这种最坏的情况。但是，他表示，如果没有必要的调整，刺激资金将被浪费掉。“未来财政刺激政策的关键是将其更有效用于刺激消费和效率更高领域的投资。”
除了整体经济结构外，中国人痴迷于节衣缩食、大量储蓄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的严重缺乏。教育也是大多数家庭的一项巨大成本。姚伟认为：“现在，税收负担对中国家庭和私营部门来说非常沉重，中国在社会保障、医疗保健和教育上支出很少。这方面的空间还很大。”
梅耶同意这种说法。“改善社会保障体系的空间是存在的。由于中国没有恰当的医疗保障及社会保障，中国人觉得他们收入的40%至50%必须存起来。如果他们觉得老有所依，他们就不会这么倾向于储蓄了。” 梅耶表示，随着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老年人的服务需求将日益增多，只要有足够的供给以满足需求，这方面的支出将上升。“如果客户能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消费就上去了。”
事实上，鲍泰利认为中国的服务业是经济增长最强大的潜在引擎之一，其潜力尚未完全实现。鲍泰利表示：“即使增长率维持在较低的6%或7%，只要服务业对经济贡献的增长速度超过建筑业或制造业，中国仍然可以保持充分就业。就投资效率而言，服务业能获得更多的增长。”他认为这种变化是不可避免的。他说：“未来几年内，中国必须做出这方面的调整。如果他们再次推迟这些改革，将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
总体而言，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共识是，中国现在是时候硬着头皮推进政治上艰难且痛苦的改革了，因为这些改革能为未来的可持续增长奠定基础。这也不是第一次：在20世纪90年代，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进行了国有企业的第一次大改革，数以百万计的工人下岗。住房制度改革，从无到有创建了商业房地产行业，虽然经历了跌宕起伏，但却促进了中产阶级的日益壮大。程致宇指出，鉴于巨大的既得利益，特别是在地方一级，这种变革是困难的。但是，为了实现整体经济的重新平衡，它们是必要的。
程致宇表示：“我对政府的意见是，不要过度关注总体GDP增长。依赖投资驱动实现8％至9％的GDP增长可能会得不偿失，而且不利于中国经济体中任何人的长期利益。接受较低的增长率是中国在可持续增长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