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时的世界

这一重大的人类寿命变化将会给从退休计划、卫生保健成本到工作方式和教育模式创新等领域带来深远的影响。沃顿商学院教授、沃顿养老金研究中心主席奥利维亚·米歇尔（Olivia Mitchell）强调说：“这将是一场空前的人口大革命。”

对于那些连第四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都预测不准的经济学家来说，几代人以后的世界将会如何则更是个难题。但是显而易见的是，这份最新的研究报告将会给各国政府带来巨大的挑战。“如果人们知道自己的寿命将超过100岁，他们将会重新规划生活，”该篇文章的共同作者、位于德国罗斯托克的马克斯·普朗克人口研究学院（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Demographic Research）创建主任詹姆士·沃佩尔（James W. Vaupel）说道。“这意味着公共政策需要彻底的变革。”

不同的生命节奏

《柳叶刀》的研究人员认为，西欧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的人口寿命有望增加30年—在日本、西班牙和意大利寿命增长幅度更大—“将是20世纪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另外，作者预计，“如果近年来的寿命增长能在整个21世纪继续下去的话，在上述国家2000年以后出生的婴儿，绝大多数都有望庆祝自己百岁寿辰。目前人类寿命仍在不断延长显示出我们还未到达极限，寿命很有可能进一步增长。”

如果在未来十年内，部分人在70、80岁还拥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和意愿，他们将会面临怎样的工作环境？“令人欣慰的是，工作环境也在发生着变化”，变得更加接纳老年员工，沃顿商学院人力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彼得·卡普利（Peter Cappelli）说道。“现在的远程工作更为便利，通讯更加便捷……（很多工作）对体力的要求不断降低，职位更为短期，外包或者合同性工作也越来越多——所有这些变化让人进出职场更容易，起码理论上如此……问题是，雇主能在多大程度上接纳老年员工，并安排更灵活的工作计划，减少监管，增加授权?”

卡普利指出，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是，随着就职时间延长，老年员工有可能被年轻经理管理。除了背负上“对老员工隐形歧视的恶名外，年轻主管面对的真正问题是，如何管理比自己更有经验的员工？多数人靠本能并不能处理这个问题。”沃佩尔同意这一观点，并补充道，随着人们工作年限越来越长，但每周工作时间越来越少，工作场所要变得“对老年员工更友好，更接纳他们”，例如，满足老年员工希望在家或离家不远地方工作的愿望，消除年轻员工对年长员工的敌对情绪。研究显示“某些工作环境里，年轻员工赶走了老年员工。这一现象必须改变，”他说道。

《柳叶刀》杂志上的这篇文章题为《老龄化人口：未来的挑战》（Ageing Populations: The Challenges Ahead），主笔是来自南丹麦大学的丹麦老龄化研究中心（Danish Ageing Research Centre）的卡雷•克里斯滕森（Kaare Christensen）教授。论文指出老龄化会给职场和生活方式带来变化。“随着人们健康水平不断提高，体力工作逐渐向脑力工作转化，越来越多的60、70岁的老年人，仍有能力对经济发展继续贡献。由于这批人中很多希望从事兼职工作，而非专职工作，每周工作15、20到25小时的工作职位会有所增长。”

当然，如果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选择兼职工作，更多的兼职工作机会也将对年轻人开放。文章将20世纪描述成“收入再分配的世纪，而21世纪将会是工作再分配的世纪”，就业机会将会“在全部人口和各年龄段中均衡分布。个人可以在不同年龄阶段将工作、教育、休闲和生育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德国罗斯托克的罗斯托克人口变化研究中心（Rostock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Demographic Change）执行总裁加布里埃尔·多海姆莱特（Gabriele Doblhammer-Reiter）和文章共同作者克里斯滕森和沃佩尔，以及同事罗纳德·罗（Ronald Rau），视这种工作职位的再分配是积极的结果。“如果老人能干兼职工作的话，年轻人是否也能从事兼职工作呢？”她问道。“如果这个成为可能，那就太好了。目前大部分的工作时间里，我们还要承担不同的职责，如抚养家庭。”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南西·罗巴德（Nancy Rothbard）认为，企业允许员工在不同阶段调整工作重点—钻研某一不同以往的工作或专长，或者回到学校充电。跟上工作或职业的技术发展脚步，尤为重要。她认为，老员工“拥有丰富经验，知识面广，十分宝贵。但还要跟得上时代发展的脚步。”

工作环境的变化因各国实际国情各异。“美国与日本和欧洲完全不同，美国拥有相对较年轻的劳动力大军，部分原因是高出生率和大批移民，”沃佩尔指出。“欧洲和日本未来十多年将会遭遇真正的劳动力短缺。这意味着公司将会将尽可能挽留老员工，并鼓励退休员工重返岗位。公司管理层已经开始考虑对老员工的再教育”—就如年轻人那样，老年人也要经常参加在职培训，提升现有能力并获取新能力。

米歇尔的观点更进了一步。“人类寿命接近100岁带来的真实挑战将是如何系统性地把金融投资理念融入到小学、初中和高中教育上，”她说道。“我们要让人们重新考虑如何自我投资，即投资人力资本。每个人学习的目的不再是找到第一份工作或20年的职业盛宴，而是在一生中规划几个不同的20年职业生涯。”她补充道，这就要求人们对于教育采取不同的态度，需要“人们定期来到学校继续学习，而不是将知识冻结在”人生的某个特定时点上。

事实上，她最大的担心是“普通工人连经济学基本原理都吃不透，更不用说长寿带来的风险。现在，人均寿命已经接近80岁，但只有不到20%的50岁上下的美国人即使是尝试设计过自己的退休计划。如果在寿命再添上20年，恐怕人们更应该多了解一些为退休而储蓄和投资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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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或取消退休年龄限制

人均寿命达到100岁，将会对帮助人们走好人生最后一程的退休和健康保险体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目前，各国都有自己的退休政策。美国没有强制性退休政策—除了特定工种，如商业飞机驾驶员、一些法官和高级管理人员职位—事实上，对于大多数工作岗位来说，强制退休是违法的。但是，米歇尔指出，很多政策起到了推动退休的实际作用。例如，按照美国社会保险体系的规定，“正常的”退休年龄被定义为65岁（最终正调整至67岁）。官方规定中出现“正常的”一词，原指达到这一年龄的人可以拿到全额退休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演变成了离开职场的参考年龄。还有一个类似的指标是，目前的制度规定，年龄超过62岁就可以拿养老金（当然是有一定折扣的）。“我担心的是，将62岁定为可以领取养老金的年龄，这个年龄将成为一个目标。实际上，普通美国老百姓大多在62岁退休，尽管推迟退休会拿到数目可观的全额退休金。”

米歇尔认为，未来几年里，“退休年龄将不得不大幅提升，有可能达到70岁或更高，以应对婴儿潮人群进入退休年龄的冲击。”社会保险体制建立于20世纪30年代，她说，“那时人们的寿命要比现在短很多。事实上，我们这套‘正常’退休年龄的理念，源自于德国的社保系统。当时的德国将退休年龄定在65岁，是因为当时半数人口活不过65岁。当时，这是一套纯粹的社会保险项目，只负责那些活过平均寿命的人群。”但是斗转星移，米歇尔强调说，“美国社会保险的理念，从原先的长寿保险计划，转变成为不工作的人们支付30到40年养老金的转型计划。随着人类寿命不断增长，越来越少的年轻人工作纳税，这使得社会保险计划难以为继。如果我们要为长寿买单，我们必须为退休努力学习、长时间工作并多储蓄，以及将社会保险系统改回其原先的长寿保险计划性质。”米歇尔补充道，将来的退休“对于年轻人来说，远不如其对父辈们那么吸引人。”

沃顿商学院保险和风险管理系教授肯特•斯迈特斯（Kent Smetters）指出，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的管理者已经将寿命增长的因素考虑了进来。“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是否将这种增长因素充分地考虑进去了。”他指出，长寿是一个很重要的变量，因为根据现行法律，“退休年龄并不会根据人类平均寿命增长而自动增长，”这意味着如果退休年龄不提高的话，人口中拿养老金的比例将会越来越大。“实际上，正常退休年龄必须与不断增长的寿命挂起钩来，未来十几年中，有望达到70岁，甚至75岁。这一退休年龄对现在的人们来说有些离谱，但用不到20、30年它就会实现。人们仍可以选择在62岁退休，但是根据70岁或75岁的正常退休年龄计算，他们能拿到的退休金将大大缩水。”

他认为，人类不断增长的寿命“是一个积极因素，只要国家能提高申领养老金资格的门槛。但是这种变革将受到激烈的争议。2001年社会保险委员会拟定提高退休年龄时，就遭到工会领袖和一些雇主的公开反对。事实上，私底下几乎所有人都认同此举确属必要。这不过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

对于医疗保险来说，“人们寿命越长，医疗保险付的费用就越高，” 斯迈特斯说道。但是，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险相比，非线性的特点更突出。对于绝大多数医疗保险受益人，医疗开支多集中于生命的最后两三年。于是“将这部分支出推迟，有助于省下现有资金。”但是其他部分的费用集中在生命的最后几十年：这段时间的延长，势必增加开支。“最终将会导致医疗保险成本上升，这将是个大问题。因为医疗保险经费捉襟见肘已十分严重。医疗保险的危机将会比养老保险更早来临。”

沃顿商学院医疗保健管理学教授马克·V·波利（Mark V. Pauly）认同人类寿命增长的部分都是人生高质量时间段的观点，“人们的医疗保险开销，并不会随着寿命同比增长，因为（医疗保险）的绝大部分开支发生在人生最后几年里。每个人都会有这一步，只不过会更晚一些。”他补充道，实际情况可能并不如此乐观，因为随着人口年龄增长，保健费用可能会给医疗保险系统带来目前难以预测的额外负担。

事实上，他指出，“医疗保险体系的自身问题已经十分严重，相比起来人类寿命延长带来的问题不足挂齿。”而且医疗保险的情况并未有改善，他指责国会和奥巴马政府推动的健康保险改革计划挪用了原本充实医疗保险体制的资金。“有减轻医疗保险问题的办法，但都被健康保险改革绑架了，”他强调道，并列举了一个改革的例子，是如何将私人医疗保险计划资金挪用于支付65岁以下人员健康保险费用的改革计划。“我们对于如何拯救医疗保险计划有很多想法，但是手中的工具却被挪用给保健改革买单了。”

欧洲的退休政策另有一套，“我们这里有严格的退休年龄，”多海姆莱特说道。“是65岁，未来几年这个年限将提至67岁。但实际上人们60岁出头就退休了。没有人真干到65岁，”她强调，部分原因是年长的员工工资较高且缺乏灵活性。高失业情况下，他们将是首当其冲被裁撤的年龄组。在欧洲，“人均寿命越高的国家，退休年龄越低。意大利便是例证，但这种情况不可持续；如果没有改变的话，养老金系统将无法得到资金维持。除了裁减退休金或提高退休年龄之外，别无他法。”

如果人类寿命增长到100岁，那么退休年龄应该定在多少合适呢？“因职业不同而异，”多海姆莱特说道，“这意味着可能实行弹性退休年龄。比如，我是教授，在意大利可以工作到75岁。德国的法定退休年龄是65岁，像我这样的大学教授，会工作到67岁……但是，我相信自己能工作到70或75岁。”沃佩尔指出，已经不少欧洲国家目前考虑取消法定退休年龄规定，“去年丹麦已经取消了……还有让养老金更公平的举措：工作年限长的人员，享受更高的退休基金。人们可以自选退休年龄。我认为，大多数人会选择多工作些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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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人争夺更少的工作机会？

尽管《柳叶刀》上那篇研究报告没有涉及发展中国家——部分原因是发展中国家很难获取到有关健康和老龄化问题的一致信息——这些国家也将经历人口寿命增长的状况。另外，中国和印度两大发展中国家，人口相对年轻，可以在未来十多年间购买发达国家老年投资者的退休资产（buy the retirement assets of older investors）。

与此同时，随着人们寿命延长，健康状态更好，如果人们愿意延长工作时间的话，是否有足够的工作岗位供他们从事？“没人知道答案，”米歇尔说道。“我们能做的就是观察少数几个老龄化速度比美国快的国家，例如日本和新加坡，如何去做。我们知道雇主面对很大压力，要建立更灵活的工作制，便于人们共享工作机会。日本退休是强制性的—通常是60或65岁—但是员工经常是周五上完最后一天班后退休，下周一又出现在同一家企业，从事新工作，不过薪酬减半。薪资和职责都重新谈过，退休返聘员工在公司的扮演的角色也不同。他可能成为企业顾问，提供老员工的智慧及帮助企业知识代代相传。这样年轻人就能承继工作。”

沃顿商学院金融学教授安迪·亚伯（Andy Abel）指出，三方面基础数据点决定了工作人口的数量：第一，20年前的人口出生数量，即当前有多少20多岁的适龄人口；第二，各种年龄段的合法和非法移民；第三，死亡率。

按照《柳叶刀》上研究的预测，老年人的死亡率大大降低，是否会出现更多人口追逐更少的工作？“不一定，” 亚伯说道。“根据宏观经济原理，只能说有更多的人口，需要更多的健康服务、更多的娱乐设施和其他类型商品和服务。不应该简单认为工作数目是固定的。商品的总需求上升，创造出大量的就业机会。薪酬的走势还是要看劳动力的供求关系。”

斯迈特斯认为人类寿命将会给工作职位增长带来两方面影响。“第一，人类寿命不断增长，如果能保持工作能力，这将增加工作年限。如果有一天人类寿命达到了150岁，恐怕没人会在65岁时退休。第二，的确会出现大量人员竞争相同工作岗位，廉价且经验丰富的劳动力能争得工作岗位。如果的确有这么一部分人，意味着工资水平会降低。“并非所有人都是为钱而工作，”他强调道，并认为老年人重新加入到工作大军中，有利于保持同社会的联系和活跃生活。

有别于美国的是，欧洲将面临劳动力供给的萎缩，“意味着将会有很多工作机会，” 多海姆莱特说道。“必须找到劳动力资源。老年人算是一个，妇女也是。在很多欧洲国家，妇女有家庭后就不再出来工作。第三个资源是移民。考虑到目前欧洲国家对移民问题的政治性争论正盛，我认为”让老年人和妇女进入职场可能会比引进高素质移民争议性小些。沃佩尔还指出了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差别。他说，美国前十几年的出生率远高于日本和欧洲，该国还有大批移民涌入，“移出的并不多。”另外，移民美国的人多是工作年龄，通常是高学历，增加了当地就业人口。

更全面地认识健康

沃佩尔说，《柳叶刀》研究人员也公布了一系列有关老年人健康趋势的研究—一些是负面的，一些是正面的，尽管“平衡起来，事物还是向好的方向发展。”例如，积极的一面，“医学在降低心脏病发作和其他心血管疾病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治疗癌症取得进展，尽管不太明显，还有证据显示我们对老年痴呆认识更进了一步，”他说道。多海姆莱特也指出医疗科技进步和生活方式改变—人们变得更积极，并减少吸烟—都是积极正面的。

而肥胖症和糖尿病的形势，依然严峻。“随着时间推移，这两种病似乎有恶化扩散的趋势，”多海姆莱特说道。事实上，研究人员在文章中指出，“肥胖症作为广受关注的风险因素，有可能危及到人类整体健康水平的改善，并在所有人群中蔓延开来……肥胖症会带来各种健康威胁，包括糖尿病、关节炎和中风风险增高。”另一方面，随着人口老龄化，全球糖尿病的发病人数有可能会翻番，发病多集中在65岁以上的老人。

文章还研究了现有伤残、行动不便、听力下降和其他因上年纪而带来的问题的已有数据，但指出“对认知功能和痴呆的发展情况仍然知之甚少”—这正是沃佩尔和其他学者都认为还需投入大量研究力量的。“有明确证据显示，从身体方面，我们越活越长，而且更加健康，但是在认知能力方面证据有些相互抵触，”他认为，需要进一步研究“随着年龄增长，人们怎样做才能保持良好的认知能力。”他还呼吁多研发专治老年病的药物。“现在的医疗系统是建立在专科基础上的—癌症、心脏、大脑，等等—但是老年人，即便是相对健康的，通常也会有些小毛病。作为公共政策问题，需要更好的协调，以免医生开的处方相互影响。我们需要全面看待健康。”

米歇尔说，“经济学家喜欢说健康是人力资本的组成部分—是我们的力量和应对未来能力的源泉。我们不能只在孩提和年轻时注意保持健康，而应投资于你整个人生的健康，以便你到100岁时仍然充满活力。”米歇尔和其他学者最近合写了一份《健康和退休研究》（The Health and Retirement Study），对比了现在和12年前的50岁以上人群对待退休和健康的态度。“我们发现两组人差别很大，现今50多岁的婴儿潮这代人，希望在人生的后50年中拥有更丰富的职业生涯。很多人希望能继续工作，也许不在同一领域，而是顾问工作；或是自己开办公司—这是金融危机之前—或更多地参与志愿者项目。我们希望这种趋势延续下去，人们将退休地越来越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