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迫使中国要加快金融改革，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这必须要首选一个城市，它就是上海
金融之城
4月的陆家嘴，春风拂面。
浦西的“万国建筑群”曾演绎过远东金融中心的往事，而隔江相望的492米环球金融中心如今迎来了新的梦想。
一周前，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下称《意见》），打算到2020年，将上海基本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
“金融从来不是一城一市的问题，而是一个国家的战略，”清华-布鲁金斯中国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肖耿如此评价。
在他看来，这是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中国金融崛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实质性步骤，“宣布定上海为国际金融中心，就是宣布人民币有一天将会可自由兑换”。
上海一脚跨入彩虹之门。
经济之危，上海之机
同样高规格的表述其实早在17年前就已经出现。1992年，江泽民主席在中共十四大报告中提出“尽快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但时至今日依然只是梦想。
经济危机加快了这一进程。
自去年下半年爆发金融海啸，世界经济形势急转直下，美联储开动印钞机救市后，中国已经感受到美元贬值的阵阵寒意，作为美国国债最大的债权国，以美元计价的中国外汇资产缩水问题让总理都表示公开的担心。
但是担心归担心，中国却不得不继续买入美元。现有的经济结构不断制造着巨额的外汇储备，制造发达、金融落后的中国不得不持有大量美元资产，因为那是世界通行的货币。
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副司长管涛指出，当“我的美元”成为“你的问题”时，美元的泛滥已经成为了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堰塞湖”。
近日，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创建超主权的世界储备货币，主管金融的副总理王岐山也在G20峰会之前呼吁改革国际货币体系。
深切感受到金融落后之痛后，中国决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争取更多的话语权。
而话语权，来自于实力。加快金融改革，加快人民币国际化之路，中国别无选择。
但是，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人民币成为一个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需要一个庞大的金融市场来满足交易需求。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全国两会记者会上曾明确指出，“担心中国在美国资产的安全，中央已经意识到加快建立自己的国际金融中心的迫切性”。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将从过去的‘国家战略、地方推动’，进入‘国家战略、国家推动’阶段。”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如此评价。
为什么是上海
觊觎金融中心称号的可不止是上海。
香港其实梦想已久，并已经成为事实上的中心之一。但是由于内地人口无法前往香港购买金融产品，以区区700万香港人口的购买力，还是难以吸引到世界各地的公司蜂拥而去那里寻找买家。
而在内地，近年来提及金融中心概念的城市有：北京，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深圳，港深国际金融中心；天津，北方金融中心；重庆，长江上游地区金融中心。
其中，在舆论和部分政策支持上，天津对上海构成了相当大的威胁。2003年初，前央行行长戴相龙转任天津市市长，建设金融中心便提上议事日程。
2006年中，国务院批准天津滨海新区成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金融企业、金融业务、金融市场和金融开放等方面的重大改革，原则上可安排在天津滨海新区先行先试……”较短时间内，规模200亿元的渤海产业投资基金上马，私募股权基金集聚。彼时，上海金融界对天津获得的政策支持颇为眼热。“天津现在势头非常好，GDP增速达到20%以上，明年只要比我们多6个点，就能够超过我们。我们也有很大的压力。”浦东新区金融办主任施海宁曾对记者表示。
不过，对上海的国内金融中心地位构成更大威胁的城市是北京。由于中央部委、金融监管部门、大型银行总部大都设在北京，其在政策、资金、人脉等方面的优势，均非上海所能比。
为什么最终花落上海？“上海的核心就是市场。”在谈及上海的优势时，施海宁指出。
上海已经形成了与国内其他城市相比，更为完整的现代金融的市场体系，包括资本、货币、外汇、商品期货、金融期货、黄金、产权交易、再保险市场等。整个交易规模也日益在扩大，许多全国性的金融机构的主要营运中心、交易中心、票据中心、离岸业务中心、守信评审中心、数据处理中心、研发中心等等，都已经纷纷汇聚这里。
而在金融机构的培育上，上海也占据优势。例如，截至2008年12月，上海的外资法人银行资产规模占了全国的63%，资产、贷款、存款和利润四项指标增幅均大幅高于全国外资银行。
这里正是中国资本最为密集、交易最为活跃的地区，近半数进入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都流向了这个地区。该地区已经为中国的金融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实业基础和有效需求。
这一点，上海交大安泰管理学院
一个细节就能看出这种经济的活跃程度：有一次，潘英丽去天津出差，傍晚7点飞机到达，机场里空空荡荡。但在上海，无论是虹桥还是浦东机场，半夜12点也照样熙熙攘攘，打不到出租车。
当然，要让上海的这些优势完全显现，上海的主政们花费了大量的心血。近几年来，上海市政府召集了一大批中外专家来出谋划策，其中甚至包括前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戴维－沃尔芬森(JamesDavidWolfensohn)。
至于地方官员们频频上京，更已是常态，头号推销员就是前年开始主政上海的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与副市长、前证监会副主席屠光绍。
通过种种渠道，地方的热望上达中央。而地方政府是否支持，本身就是中央考察的条件之一。“就内地来说，上海当然条件是最好的。”3月30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谈到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时评价。
四十条，三步走
什么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就是全世界的人和公司都可以在这里做买卖，没有国界。你在这里可以买到全世界所有公司的股票，全世界所有公司都可以在这里上市。
离这个状态，上海显然还差很远。
不过，一位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透露，在《意见》出台之后，将有陆续“40条措施”作为补充意见颁布，“几乎给你无限的可能性”。
在这位人士看来，在目前中国依然没有完全打开金融大门，资本账户并未开放的情况下，现在的关键是上海要根据经济发展内在的需要来确定发展步骤，先成为一个规模巨大的、流动性充分、成长性良好的一个本土金融中心，最后再加上一个开放的国际化，就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而上海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方星海则为上海定下了三步走的策略，首先开展人民币贸易结算试点；进而成为人民币的金融中心；当人民币完全可自由兑换后，上海顺理成章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目前，上海市政府正将延请相关的智囊团，下半年他们的主要内容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十二五规划。这个规划将在年底颁布。
这个规划，将包括上海从《意见》中得到的诸多政策，比如逐步扩大国际多边金融机构发行人民币债券规模，培育和吸引具有综合经营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金融控股集团等。
“我们是一个金融管制的国家，任何产品都需要政府的审批，会遇到很大阻力，但是今后这些突破可以有更多期待。”
他指的是，定上海为国际金融中心时，已经明确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优先安排在上海。
吴敬琏为什么担心
上海能否梦想成真，成为像纽约那样的资本之城？
吴敬琏老先生却有些担心。在他看来，这取决于在一个金融高度管制的国家，行政主导力量能否减弱。
是否能减少行政管制，打破金融垄断，决定了上海的前途命运。
而即使就在市场发育程度上，上海也面临挑战。一个国际金融中心要求许多的高端现代服务业提供配套，但目前的上海并不能满足。
比如说眼下流行的并购。金融危机之后是一个并购的好时候，中国也顺势放开了并购贷款。可是因为缺少人帮忙选企业、定价，或者甚至是查账，许多企业放下了这个心思。“像生产一个商品一样，可能需要七八种原材料，这是一系列配套的东西，只有一两样原材料无法生产，”潘英丽说。
她的担心有数据为证，提供金融服务的人，在上海依然非常稀缺。
在2008年5月初的陆家嘴论坛上，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说，华尔街从业者大约有40万人，伦敦则有25万至30万人；截至2007年末，上海金融从业人员只有十余万人，专业素质和服务态度则有更大差距，这是一门必须要做的功课。
但是要引进更多的人，上海马上面临着体制的制约。
上海金融企业沿袭了“党管干部”的传统，各金融机构有“市管干部”和“委（指市金融工委）管干部”等分别，市场引进人才的机制并不健全。“上海的金融机构还没有形成一个市场化的机制，而深圳已经出现了变化，这是为什么深圳能出现招商银行、平安保险。”上海的一位金融高管说。
不过，随着2008年11月浦发银行副行长由市委任命改为董事会聘任，上海金融人才体制改革已走向深入。
除了这些上海本身能努力解决的问题，上海也还面临着许多必须要仰仗国家政策的难处，例如金融机构的税收制度——众所周知的是，因为税负不同，许多金融机构宁愿将总部设在香港，工作人员在内地与香港之间飞来飞去，已成为金融业的一个常态。
上海将如何解决这些互相纠结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