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倒流十年·2009年3月（下）

时光倒流十年：新闻集团探路中国

1999年3月，在被前国家主席江泽民接见仅三个月后，在全球版图上踌躇满志的媒体巨头鲁珀特・默多克终于将新闻集团的代表处开在了北京。时年68岁的默多克正在进一步建立他理想中的媒体帝国，在中国的政治中心开设办事处，无疑是其本地化进程的里程碑。

和所有窥视中国市场的跨国传媒集团一样，为谋求一张入场证，默多克已经为此花上近10年的时间，并在渠道、内容、资本结构等方面做了充足准备。此前，新闻集团通过其总部设立于香港的全资子公司星空传媒运作着面向亚洲的电视网络媒体，以8种语言，通过40多个频道，向亚洲53个国家和地区的3亿多观众提供信息和娱乐节目。尽管截至此时，中国大陆尚不属此范畴，但星空卫视还是面向未来的中国观众开设了9个频道：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咨讯台、凤凰电影台、星空体育台、星空电影台、星空卫视台、Channel[V]音乐台、国家地理频道，及ESPN体育台。

时任新闻集团常务董事和星空传媒执行主席的张镇中乐观地预言着一年之内凤凰卫视就可看到投资回报：“凤凰卫视的收视（人群）已直逼五千万，预计收视率还将以每年至少10%的速度增长。”

这种乐观预测着实来之不易。此前数年，默多克在针对俄罗斯及东欧国家的讲话中称“通信技术的进步将对各集权主义政府构成切实威胁”，遂被中国最高领导者视为暗藏敌意的表达。默多克与这个陌生的东方国家陷入僵局。

实际的商业拓展并未因此停止。1993年，新闻集团在香港从李泽楷手里买下信号可覆盖中国每个角落的免费卫星电视网STAR TV，后来又将其发展成为星空传媒。但与此同时，默多克本人必须做出很多额外的努力来修复关系。

他向中国领导人写信致歉，表明自己是“中国的好朋友”。新闻集团则协助中央电视台第九套电视节目在美国和欧洲落地，并在北京申奥期间向全世界报道北京在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改善等方面取得的成绩。

双方终于在1998年“尽释前嫌”。在北京设立代表处后，默多克相信新闻集团在中国的业务拓展前景光明：他期望在大陆地区落地中文频道，24小时不间断播放财经新闻节目，计划开设更多新频道以满足十几亿中国观众日益增长的对旅游、休闲活动、喜剧和少儿电视节目的需求。

这年12月，新闻集团又在上海设立了星空传媒上海代表处。此后，北京代表处更注重战略发展和政府关系，而上海则更多关注节目制作等具体业务。张镇中开始表达一些更为乐观的看法—尽管他承认中国对于外国媒体公司如何运作“还有许多需要学习的地方”，但仍然“希望中国能够像开放经济一样地开放媒体”并“确信两者的开放终将达成一致。”

这一定是令默多克值得铭记终生的年份：新闻集团终于得到征服中国的机会，他本人则被那位中国姑娘所征服。1999年夏天。默多克在纽约港的私人游艇上迎娶了他的第三任妻子邓文迪，开始了他人生中最富争议性的婚姻。

后续：2003年，包括新闻集团在内的境外卫视如愿以偿，获得大陆落地权限，尽管只局限在广东省，及三星级以上宾馆与涉外小区内。三年后，新闻集团却意外触线，将自制内容通过青海卫视辐射全国的举措被国家广电总局叫停。在2008年，裁员、减少本地化节目制作的做法被视为新闻集团“撤退”之举。至少，和1999年相比，默多克已放弃在中国发展电视产业的雄心，而转向互联网、出版等领域寻找机会。10年来，唯一没有改变的，是全世界对他婚姻、家族肥皂剧的热衷程度。

时光倒流二十年：十年之变

在一年一度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在讲话中发布的1988年中国经济数据，这个例行的仪式在这一年被赋予独特的社会意义。

情形不容乐观。上一年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速达到11.2%，名义通货膨胀率达到了24%。而更为紧迫的是，作为改革开放的第十个年头，通货膨胀和腐败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同时，经济转型的过程和尚不完善的监管制度也导致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一批贪污腐败的案件爆发出来。早在3个月前，《人民日报》在1989年的元旦献词中说：“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正是对这种矛盾心情的准确刻画。

1989年注定会成为一个转折点，对于通货膨胀的严厉控制和企业家们对于私营经济前景的担忧使中国的市场经济进程开始遇到第一个重大的挑战。明星企业家年广久以贪污、挪用公款罪被捕入狱，刚刚起步的国美电器也受到重创、门店被清查。李书福、王廷江、蒋锡培等企业家纷纷拉近与当地政府的关系。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记载，这一年中，全国个体户注册数减少300万户，民营企业从20万家下降到9.06万家。

然而，相比私营企业在这一年的发展迟缓，另一种经济形式：集体经济却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种有别于正统社会主义理论中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特殊经济模式正带领着中国开始更进一步的探索。

在土地肥沃、经济较为活跃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集体所有制经济已经开始在总体经济中占据支配地位。在江苏省，集体所有制经济在经济总体中所占比例已经超过50%，尽管私人企业所占的比例还在5%上下。在江苏东部的一个村镇，全部100多家企业没有一家是全民所有制，包括生产销往纽约的塑胶手套厂、销往英国的载玻片厂和销往香港的电话线厂等。

这些地区的工厂和政府领导者开始尝到市场化的甜头。年初，中国国家领导人在重要场合表示中国需要扩大出口，而那些带着投资项目和订单来到中国大陆的外国商人明显更加乐意与沿海地区的企业和政府交往。广东东莞的一位镇长在回答为什么外国投资者更乐于在东莞经商时说：“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在与地道的商人合作，而不是政府官员。”

1989年这场应对通胀的经济收缩之战伤害到了其中一部分集体和私人企业。但是也有一些人在这个低潮中起步，开始了自己的创富之旅。这一年张近东25岁，在南京开了第一家咖啡厅并积累了第一桶金，稍后，他创办了苏宁电器；合肥小伙子杨元庆在这一年硕士毕业，误打误撞进入一家叫联想的小公司做销售员；史玉柱在这一年取得深圳大学硕士学位，踏上了创业的旅程。

后续：由通胀急转为收缩的经济变局20年后又重演了一次，不过如今已经没有人在提全民所有、集体所有这样的概念，私营经济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20年后的中国商业界，也随着张近东、杨元庆、史玉柱这样20年前创业者们个人的成长，而呈现出更加异彩纷呈的景象。

追溯：再次搁浅

命运又一次击碎了克莱斯勒在中国重新上位的机会。3月10日，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王凤英向《环球企业家》确认，与克莱斯勒成立合资企业的谈判已经终止：“你觉得在经济形势如此糟糕的情况下，与克莱斯勒谈判还有什么意义吗?”此后，长城汽车将集中力量自我发展。

双方的谈判始于2008年7月。这本是一笔双赢交易，克莱斯勒可以在中国获得新的生产基地以及小型车平台，从而牢牢抓住在中国市场漂浮不定的命运；长城汽车则可以借助克莱斯勒的技术能力、销售网络甚至品牌，扩大在中国市场乃至海外的销售，以便步入主流行列。

但希望迅速破灭。克莱斯勒多劫的命运与相伴而来的全球经济衰退让任何规模扩张的冲动都不得不重新考虑。此前，克莱斯勒已经放弃了在中国市场另一个可能的合作伙伴—奇瑞汽车。

这一切变化对前克莱斯勒亚太区首席执行官墨斐是一个打击，他曾经对与长城汽车的合资抱有莫大希望，并常常挑灯夜战，而双方距离最终的成果只差一步之遥。如今，克莱斯勒在中国又必须孤军奋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