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 --- 温斯顿.丘吉尔
时光倒流十年·2009年1月（下）
时光倒流十年：咖啡时光
在中国的第一家门店选在北京国贸中心的一层。当时，所谓CBD雏形初现，选择在这里迈出其在中国扩张的第一步，体现出这家咖啡公司的雄心和谋略。尽管此前间接接触过中国消费者，但中国的咖啡馆文化尚未兴起，整个亚洲尚处在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而国贸的写字楼是跨国公司中国总部或代表处的聚集地，其中隐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群体。
北京星巴克的创始人之一毛泽西（Lawrence Maltz）和他团队的最初想法在于，像麦当劳、肯德基这样的外来连锁品牌受到了中国城市年青人的青睐，那么星巴克也有同样的机会。不过，这家位于美国西雅图的企业最初把咖啡文化推广到中国遭遇了不少难题。
首要的挑战是，在一片以饮茶文化为核心的土地上，要开连锁咖啡店是个巨大的冒险。因为要减少人们对茶的依赖不是一件易事，并且咖啡文化似乎预示着“外来资本主义”，天然为星巴克挂上了文化屏障。
然而，情况比人们预计地要乐观得多。星巴克成功地把品味和舒适的体验式咖啡文化贩卖到了中国，不久就在北京开出了旗舰店，当年把门店在全球扩张到了1500家。这与星巴克当时对中国咖啡市场的判断是密切相关的，他们预计中国将成为下一个巨大的咖啡市场，因为中国政府在1996年进口了大约12000公吨的咖啡豆，这些咖啡很多都在仓库里。并没有被烘培好售出。
毛泽西在星巴克进入中国之时就说：“我们不是做华侨和游客的生意，我们要融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星巴克日常提供的“摩卡、拿铁、卡布基诺”等常规系列很快风靡中国的大城市，对月收入5千元以上的白领阶层而言，手捧一小杯价值不到20元的拿铁甚至成为了一种身份的象征。星巴克门店内简约、舒适的场所和令人耳目一新的轻松服务也吸引大批人前往。新颖的咖啡售卖方式摘掉了部分中国人所认为的咖啡就是“牙买加蓝山”那种昂贵的面具。虽然当时中国的咖啡市场远比美国和日本要小得多，但星巴克仍有如鱼得水的感觉。
尽管看起来关于身份，但星巴克在中国的信念可以还原为一个简单的事实：咖啡消费跟收入直接相关。在1990年代末经济正在崛起的中国，这是一个可被相信的逻辑判断。星巴克在日本的成功基于同样的判断，日本茶道隐没在街角的自动咖啡售卖机之后，保持最后的尊严。
后续：2006年，星巴克向汉鼎亚太和其它股东收购北京美大咖啡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High Grown投资集团(香港)的所有权。至此，星巴克在华的独资进程全面提速。现在，中国已经成为星巴克继北美之外的全球第二大市场，但是，星巴克在全球的加速扩张也为其来了管理上的诟病，十年间由1000家扩张至13000家使得苦心经营的“体验式”文化逐渐没落。日后的星巴克由全自动快速咖啡机代替了手动机器的浪漫，从采购到成品的流水线式流程以效率和速度削减了与顾客之间的情感纽带。现在的星巴克，正苦恼于如何重塑最初的梦想——贩卖细致的咖啡文化。
时光倒流二十年：不谋而合
1989年年初，三位年轻的中国经济学家华生、张学军、罗小鹏写给中国政府高层的一份提案，对当时尚处摸索阶段的国有企业改革进程来说，不啻于一石激起千层浪。
他们倡议说，那些代表社会公有制传统的国有企业，应该将其国家所有权分解给地方政府、各色机构、学校甚至个体，从而逐步向企业股份制这一西方常见的公司形态靠拢。
36岁的华生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微观经济研究室主任，被喻为中国经济学界的神童。他毕业于牛津大学，彼时正计划返回牛津攻读工业经济学领域的博士学位。他的合作者张学军，34岁，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计划与统计研究室的主任；而罗小鹏，41岁，国家经济研究委员会农村发展部门负责人。1989年之前的5年，他们对于中国经济体制的研究和探索引发了中国经济几个意义深远的结构性变革，几乎是古代知识分子的上书传统的现实翻版。
华生认为，当公司隶属于国家，政府不可避免地会干扰公司管理，公司的着眼点放在员工利益而不是自身利润的最大化上。长此以往，经济无法快速发展，社会进步及工人利益均会受损。如果公司拥有一些股东，后者将推动公司长期而良性地发展。在华生这些激进的经济学者看来，在不增加新的所有者的情况下减少政府干预，是操作性较差的改良思路，事实上，每个公司都需要一个或几个所有者作为股东。
官方报纸《人民日报》以较长篇幅报道了华生的文章，对其中提出的“公有制不再是社会主义的大前提”表示赞同，但同时，也微妙地表示出，中国无意摒弃全民所有制。实际上，在中央政府内部，对于股份制的讨论已在进行，与经济学者的观点不谋而合，但后者的公开倡议也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否应该赋予“社会主义”一个新的定义，更广泛地关注社会公平范畴的诸多问题，比如倡导机会均等，以之替代以公有制作为生产资料的大锅饭。
种种迹象表明，政府对于发展股份制有浓厚的兴趣，尽管如此，这些深谙中国社会的经济学者也知道，由于当时中国经济已出现过热迹象，他们的提案不一定会在接下来的6个月中通过。当时一位精通经济的西方外交官指出，这个想法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也许会遭遇反对，就彼时的中国而言，官僚体系的阻力严重，也没有相应的法律基础来支撑股份制的实践。
后续：厉以宁等中国经济学家也不断撰文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呼吁。在后来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对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决定因素做了进一步的扩展，即不再强调控股权，只要求有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的参股。直至今日，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摸索和发展，国有企业逐步走上了现代公司制度的轨道。
追溯：真实的传闻
已经不是新闻，1月10日，华特-迪士尼公司和上海市政府签订项目建议书的消息再现报端。过去3年多来，类似消息时有风声，每次皆会拉动浦东相关概念股。但这次的真实性毋庸置疑：耗资35.9亿美元，最早于2014年开放；迪士尼将和当地政府所有的一家合资控股企业分别持有43%及57%的股份。
应该说，这个漫长谈判终获希望，和目前全球的经济衰退及中国提振内需的迫切愿望无不相关。但如何平衡迪士尼上海乐园与香港乐园的利益、迪士尼能否因此获得更多盈利空间，均使谈判陷入焦灼（参见本刊2008年4月5日杂志《稍安毋躁》）。
而最值得玩味的是谈判过程中双方不同的态度——
上海市市长韩正在两会期间曾主动透露该项目正等待国家审批，但迄今，迪士尼仍"犹抱琵琶半遮面"，对本刊做出回应称：“我们和上海市政府一起准备了一份申请报告，将递交中央政府审核。目前尚未成交，项目尚未获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