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弱可返

没有什么能比美国1970年代的财政部长约翰·康那利的这句名言更能概括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特权地位以及相应的麻烦了：“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

从2001年的高点到今年7月，美元兑欧元汇率几乎跌了一半，美元兑一篮子货币跌幅也超过25%。这种跌跌不休的态势让长期看跌美元的巴菲特在今年初对CNBC表示，美元注定将“一文不值”（这个过于激进的说法很快被修正为“美元将贬值”）。著名商品投资家罗杰斯则在随后宣称，美元作为世界主要货币的日子已屈指可数。

但自7月中以来，美元突然开始变得抢手，对主要货币汇率呈现强劲反弹势头。到9月9日，受美国政府拯救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计划提振，美元兑欧元更是升至近1年高点。一些交易员称，欧元可能会很快跌至1.4美元。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相信，美元或由此结束持续长达7年的熊市。强势美元，这个名不副实很久的称号正在回归途中。

这对今年以来被放缓所累的全球经济到底意味着什么？

自1970年代中期以来，美元经历着漫长、复杂但极有规律的走势——从异常强劲到疲软再回到异常强劲的循环，一个循环一般为5-7年。若此规律仍然灵验，这波始于2002年的颓势已经足够长。

投资者对美国之外的全球经济普遍放缓的悲观判断，是美元重拾升势的重要原因。在欧元区，萎靡不振的私人消费和企业投资使本地生产总值出现1995年以来的首次衰退。英国经济可能同样会负增长，从而有可能在年底前步入衰退。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日本也陷入温和下滑，今年总体经济增速或放缓至0.8%。即便是中印这两个耀眼的新兴经济体，最近也开始为经济放缓所累，后者在今年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速更是降至三年来的最低水平。

与此同时，国际油价在7月冲击150美元历史高点未果后掉头直下，2个月内已跌去四成。美元与油价的走势往往相反。

但这些都不是强势美元回归的根本原因。关键或在于全球经济的复杂格局迫使美国政府重新平衡其国内经济需要和全球地位需承担的责任。

美国在20世纪初叶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而彼时英镑仍然占据着各国央行外汇储备的近2/3。直到欧洲遭受二战炮火的摧残后，美元才逐渐成为主导货币。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如今在全球每天价值3.2万亿美元的货币交易中，有86%涉及美元。动摇美元的地位就需要对全球金融体系来一番重建，但似乎没有哪一方为此做好了准备。

很长时间以来，美国凭借强势的美元体系保持其超级大国的地位，但美国政府真正抛出强势美元符合“国家利益”的说法是在1990年代末期。这种政策在当时让美元无上限地走强，并导致了1997至2001年那场肆虐全球的通货紧缩。

但自2002年以来，一方面是对美元的持续高估本身即酝酿调整要求，另一方面，在互联网泡沫破裂后，面临衰退风险的美国经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可持续增长途径，强势美元失去了推动力，从而开始了本轮的贬值周期，并于去年因美国财政预算和贸易逆差的“双赤字”扩大、次贷危机以及美联储大幅降息等因素影响出现加速贬值苗头。过程中，尽管美国政府仍一再重申强势美元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元汇率应该反映出美国的经济“基本面”，但这些套话已被市场视为代表美元贬值的符号。

弱势美元成就了美国近几年的出口繁荣，让美国经济躲过严重滑坡的厄运。过去一年中，美国实际商品的出口增加1150亿美元，增幅为12%，而且遍及几乎所有主要领域。目前这部分出口占到GDP的近13.5%，是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

很多人自此趋势中看到了阴谋论：美国政府滥用美元的特权地位，为解决自身经济问题而肆意求助于货币政策调整，结果放出了通胀这只猛兽，让其它国家承担遏制通胀的伤痛，接受市场利率上升和货币升值的苦果。

美元走软加剧了大宗商品价格的上行压力。包括石油在内的大多数大宗商品都以美元结算。当前商品价格猛涨的原因之一是，对于持有其他货币的买家而言，商品价格变得便宜，由此推高需求。下跌的美元也意味着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央行外汇储备都在贬值，且形成了对人民币升值逼宫的局面。这也是中国制造业今年以来遭遇成本上升，出口锐减的重要因素。

美国的弱势美元政策向全球传递了一个自相矛盾的信息。为什么一个推崇亚当·斯密和“看不见的手”原则的国家，会允许其货币扰乱全球市场价格信号的有效性？美国如何能在拥护自由贸易，敦促其他国家消除关税与补贴等保护主义措施的同时，又为美元贬值逐步增强美国出口竞争力而沾沾自喜呢？

虽然许多经济学家仍支持汇率完全自由浮动理论，但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弱势货币的国家能实现经济的健康发展。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若货币汇率任由市场因素决定，很可能陷入不可收拾的局面。许多人以为可以用利率来调控汇率。但如果国家对本币汇率缺乏长远打算，仅靠将利率上调或下调1个百分点并不足以影响汇率走势。

随着次贷危机自今年中以来愈演愈烈，抨击弱势美元政策的声音愈发有了支撑。现在一个重要的话题是重塑各界对美国金融市场的“信心”，但如果美国政府发出的信号是不会采取措施防止美元继续贬值，这个信心是无法恢复的——只要美联储和美国政府不采取行动调整货币政策，“资本”只会袖手旁观，不会去拯救金融机构和购买大幅贬值的美国资产。

凡此种种，迫使美联储主席贝南克和财政部长鲍尔森在2个月前于日本大阪召开的G8峰会期间，出乎意料地使用了极其强硬的语气，表达坚持强势美元的立场。鲍尔森就汇市干预问题作答道：“我永远不会排除采取干预行动或动用其他政策工具的可能性”。

事实上，美元走势的每一次历史拐点都伴随着政府的协同干预。在1995年，美国政府的介入终止了美元继续走软，而在1985年，美国政府则阻止了美元的继续走强。强势美元如何既符合“国家”利益，又承担世界货币的道德责任？夯实美国本土经济的根基——如彻底拯救“两房”，让美元的强势自然到来或许是一个聪明的办法。

如果美元就此进入另一个升值的漫长周期，近年来美国逐渐缩小的贸易顺差和旺盛的出口繁荣或要面临调整。但总体上看，对美国未必是件坏事。

走强的美元是平复人心的一剂良药，它使进口货物和商品变得便宜，有助于缓解通货膨胀，并提振公司盈利。同时，美元走强还提高了股市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因为当他们将美股收益兑换成本国货币时，无形中会增加一笔利差。

鉴于美元持续多年的熊市，美国的并购目标目前还算便宜，但对于外国收购方而言，现在突然间变贵了。基于此，美元强势可能已达到足以让人迅速作出并购决定的程度。据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的数据显示，美国现在进行中的并购交易相关的资本流入总净值7月底触及了7年来的最高点。

当然，对于中国，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强势美元无疑是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给制造业转型营造更宽松的时间表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