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策性银行向商业银行的转制，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正面临着成立以来最复杂的蜕变
艰难上路
从2008年初开始，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下称国开行）的员工们便开始发现自己的工作量忽然大了起来：比以往任何一年都更多的报表需要整理，更多的资产需要清核。与此同时，外界对这家政策性银行转制为商业银行的种种猜测也开始迅速蔓延，最为广泛的一个共识是：国开行的转制将在上半年完成，六月底正式对外挂牌。然而直到现在，一切仍然不见动静。
如果根据7月底刚刚公布的年报看，国家开发银行几乎可以看成是中国资质最好的银行之一：没有巨大的不良贷款需要冲销、没有庞大的冗员需要裁撤、也没有离退休职工过多的“养老”压力，近29亿人民币的资产由5000名员工管理——这个数字分别是中国银行的3/5和1/50。近一年来，这家在过去被定义为“政策性银行”的企业甚至开始更为激进的在国际市场上寻找机会，先是购入英国巴克莱银行3.1%股份，而后在8月初，国开行又试图收购德国保险巨头安联保险公司旗下的德累斯顿银行。
不过这些都没能帮助国开行迅速完成身份的转换，在硬币的另一面是，国开行现有业务模式需要全面调整，而过去维系其生命力的优势条件却正在丧失。“要想把商业银行的业务功能都做全的话，现在看来差距还很大。”一位国开行董事会成员表示，尽管转制的多数工作已经完成，但最后的方案仍然没有确定，“甚至连有些副行长都还不知道全部的具体方案。”
迟到的挂牌
国开行的转制最早被列入有关部门的工作日程是在2004年，不过由于当时商业银行改制尚未完成，政策性银行改制被放在了相对次要的位置，而当时的思路也并非是让国开行全面转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政策制定者一直试图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将国开行的“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区别对待，分账管理。
直到200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国开行的转型方向才最终被明确下来。在此次会议上，有关部门决定将国家的政策性业务采取招标模式运作，所有商业银行均可参与。而1994年成立的国家开发银行最初便是为中国的城市化转型和填补财政支出空白而问世，这一决定彻底消除了国开行的责任和特权，使其必须成为一家彻底的商业银行。
去年12月31日，中央汇金公司火线注资200亿美元，为国开行补足了资本金和资本充足率，这也同时意味着国开行的转制正式进入快车道。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却并未顺理成章的发展下去。
从年初，国开行的两大东家——财政部和汇金便开始为持股权问题争吵不休。国开行最初的启动资金全部是由财政部提供，累计约为人民币700亿元左右，加上多年的利润，总的投入数量同此次汇金的注资额度相近，因此在股权结构上相约各半。然而这种计算方法在双方看来却都不满意，“汇金指责国开行历年报表中各项提留并未足额提取，否则财政部的所有者权益将少于现在的数字；财政部则指责汇金注入的美元自去年以来一直在贬值，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值钱。”据一位接近国开行的人士介绍，目前双方都不满足于各占一半的控股模式，而在实际操作上，这种股权安排也并不便于国开行的管理。
直到7月下旬，财政部和中央汇金才最终达成了协议，由前者持有国开行55%的股份成为大股东，从而结束了耗时持久的争执。实际上，如果参照中国银行的样本，国开行的转制速度已经慢了许多——从接受注资到商业银行转制完成，中行仅仅用了7个月。
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高管配备。现年63岁，自国开行成立起就担任行长的陈元料将出任转制后的国开行董事长。但是另有消息声称，决策层更倾向于从外部空降行长，其人选可能是央行某位副行长，也可能是江西省副省长，然而毫无疑问，在多方利益的权衡和妥协下，不论选择谁可能都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其他的若干位高层人选也相当难以预料。在目前国开行的领导层中，61岁的现副行长刘克崮和63岁的纪委书记都已经超期服役，可能无法进入新的领导层，而较为年轻的副行长王益则身陷囹圄，这使得原有的高管层缺编严重。甚至，63岁的陈元是否会在改制后“带一段路”就退居二线，现在还殊为难说。而熟悉国开行情况的人士指出，性格内向的陈元并不容易交流，未来新管理层的磨合恐怕也需要很长时间。
另一件让国开行尴尬不已的事情便是国开行前副行长王益一案，尽管导致其案发的事件并不是在国开行发生，但这无疑给国开行内部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很长时间以来，国开行的员工素质普遍较高，而其所操作的项目涉及资金数额又大，并积累了良好的关系网，因此内部逐渐形成了一种颇带精英意识的文化。王益的落马却直接挑战了组织内部的信心。一位曾经接触过王益的员工表示，这位前副行长因其“慷慨敢言，愤世嫉俗，同很多高管完全不同”而十分令人心折，但这一事件的曝光却让人十分沮丧，“最起码年报有几页要重新印了。”
未来的路
实际上，这些繁复的过程尚可称之为“最轻松的转制”，因为国开行所需要解决的问题中，没有处理坏账，大规模裁员这样涉及全行员工的环节，而这两个因素却是目前中国农业银行迟迟尚未完成商业银行转制的最主要原因。在业内人士看来，国开行的“最艰难一步”将会出现在国开行挂牌之后。
首先是筹集资本金的问题。根据国开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层介绍，按照目前的规模，国开行的存量资金尚可维持三年左右的运作，如果考虑到监管层对商业银行存贷比的约束，这个数字还将缩短。其后，国开行可能将会面临资金缺乏，或者筹资成本过高的困扰，原因在于国开行作为一家发债筹资的银行，丧失了政策性银行的主权评级和由此带来的低成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国开行自挂牌之日起就被取消主权债务评级，这家银行便几乎无法继续生存下去，这也是为什么国家将会给予国开行三年左右宽限期的原因。
其实，对于单纯依靠发行国库券获得资金的国开行来说，所谓的低成本筹资仍然比普通商业银行的吸储成本高约0.5%，而在实际运营中，三年的时间尚不足以使国开行建立起完全依靠内部循环的筹资方式。这种情况下，国开行只有另想办法，收购便是其中之一。
在国开行的眼中，目前的国内市场上，似乎没有哪家银行比2007年初成立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更对其胃口了：邮储负责吸收存款，国开行负责发放贷款，大家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分工合作。据国开行内部人士透露，早在股改最终方案确定之前，国开行就曾有意与前者合作，这一模式在内部被称为“最好的选择”。
但当时邮储开出的价码甚至超出了国开行当时自己发债筹资的成本，而更让国开行领导层没有想到的是两家银行的商业化进程来得如此之快，在邮政储蓄银行成立后，双方合作的难度陡然增加了数倍。即便如此，对于国开行来说，这个方案比之一家一家的收购地方三线商业银行仍然不失为最佳。虽然在改制方案拟定时，国开行就已经拿到了商业银行的全业务牌照，但要在四大商业银行已经在中国占尽有利位置的现在才开始动手建立零售网络，无异于天方夜谭。
此外，国开行在转制后，现有的业务模式也会面临极大挑战。在地方基础建设项目贷款中，国开行创立了这样一种运作模式：地方政府成立投资公司作为平台运作建设项目，政府授予投资公司一定权利，可以来向国开行借钱，然后政府和投资公司之间通过某些协议，以政府的财政来还债。其中最为常用的方法是融资代购，比如政府要修路，便会委托投资公司操作，然后政府在10年之内再把这条路买回去。
通过类似的办法，国开行在地方基础建设方面已经投放了超过五千亿的贷款。但是由于这种方式变相绕过财政部关于“地方政府不允许负债”的制度，早已引起财政部和银监会的注意。虽然国开行内部人士一致认为该模式在改制后仍能继续运作，且其业务比例没有超过全部资本业务的30%，但这却无疑会为新的国开行平添许多风险。
基于类似的原因，国开行在未来更加可能采用的商业模式将与现有商业银行完全不同。根据接近其高层的人士透露，“一拖二”的模式将会是国开行今后的发展方向：在坚持目前业务的情况下，成立投资公司和投行。前者负责开展资本和实业领域的投资，国开行入股巴克莱银行、和近期入股深圳金融租赁公司便是资本运作的试水之作。
不过从目前的投资情况看来，国开行的几笔投资尚没有表现出在这方面令人信服的突出能力：随着巴克莱因次级抵押贷款相关损失，国开行对其投资价值已经缩水近半，受这一投资的影响，有关部门在今年1月驳回了国开行收购花旗集团大约20亿美元股份的计划。当然，如果能够找到投资于实业领域的渠道，相信凭借国开行15年来对于中国基础设施和大型项目的了解和研究，其在这方面可能将如鱼得水。
更为可能成为未来国开行利润来源的是投行业务。或许是受到父亲陈云的影响，陈元对于金融行业的认识毕竟超前，投资银行业务便几乎可以被视为其夙愿之一。早在陈元进入国开行起，他便打算建立投资银行业务，还迅速成立了投行业务筹备小组。怎奈在十几年前的中国，投行业务几乎没有生存环境，在努力无果之后，筹备小组工作了6个月便告解散。
但此后的漫长岁月中，作为国开行的领导者，陈元从未放弃过自己在投行业务上的热望。近几年中，国开行更是努力招聘和培养相关人才，而陈元本人也同高盛、美林等国际知名投行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如今，在国内投行业务方兴未艾的环境下，如果依照国开行“和政府走得最近”的银行身份，获得投行牌照不会太困难，在转制后，陈元很可能会实现自己“十几年未了的梦”。当然，对于这位新中国第一位负责经济工作的国家领导人的儿子来说，首先要解决的仍然是眼下的挂牌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