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梦”的膨胀与破碎

今年2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向来是体育馆的巴塞尔St. Jakob’s Hall充满了瑞士银行（UBS）6000多名股东的愤怒，他们的不满正是出于瑞银在次贷危机中的巨额损失和谨慎、节俭的瑞士传统美德受辱。但当时仍是董事长的马赛尔•奥斯佩尔(Marcel Ospel)并不是这些人的主要目标，他们的怒火很大程度上针对大洋彼岸的美国政府——正是它对次级贷款的助长和纵容，使这种高风险的金融工具成为全球性金融灾难的温床。瑞银在抵押债权上的赌注一度高达800亿美元，马赛尔•奥斯佩尔最近的离职来正是其总计370亿美元冲销的直接后果。

面对这些价值数百亿美元的怒火，美国政府显然难辞其咎，但它或许仍有辩解之词：小布什提出的“（住房）所有权社会”（ownership society）。拥有自己的住房从来都是“美国梦”的一部分，甚至被视为公民道德。当住房所有权成为高于一切的追求目标时，美国政府不计后果提高住房拥有率的政策将带来的恶果却被忽视。

2003年，布什签署《美国梦头款法案》(American Dream Downpayment Act)，向低收入者提供大量资金以便让其负担得起第一套住房的抵押贷款。该法案只是布什政府提高住房拥有率的诸多政策中的一个典型，而这些政策的出台正逢贷款机构发现次贷相当有利可图，并使它们得以标榜自己大举发放次贷是满足重大社会需求。而房利美和房地美等大型房屋抵押贷款机构在受到政府要求提高低收入者和少数人群贷款比例的压力后，大举投资次级住房抵押债券。

减少首付成为普及自有住房的重要手段。很快，全国与住房贷款相关的金融机构开始允许次贷借贷者以极小甚至是零首付来购买房屋。2006年，没有完整登记收入与资产的次贷借贷者从2000年早期的17%激增至44%。同时，越来越多的非低收入人群也被鼓励加入次贷人群，其中包括一些想在房屋上投机的有钱人，而且一些已经拥有住房的低收入者再度贷款，从而陷入了巨额抵押债务和被强制收回产权的泥潭中。

不计后果提高住房拥有率的政策在房价持续上升时期确实取得了显著成果，但是当泡沫破裂，房价下滑、利率攀升，对房地产市场乃至整个经济造成的打击之严重超出了人们的想象。美国的住房拥有率从1996年的65%上升到2004年创纪录的69%，但现已回落到68%以下，随着更多的强制收回，还将继续下滑，并对真正需要购买房屋的人造成信贷紧张的负面影响。

布什政府的失误所暴露出的是一个被巨额损失和对萧条前景担忧所掩盖的问题：在这次灾难中，政府和监管层在次贷危机中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无论两党怎样相互指责，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这些领导者们在市场、公司、投资者和消费者的监管上都出现了重大失误，而两党都非常尊敬的前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这场危急中同样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正是格林斯潘自2001年初开始连续13次下调利率，而美联储自2004年中期开始的连续17次加息又将联邦基准利率从46年来的最低位1%拉升至2006年中期的5.25%，这种“先抑后扬”的政策不仅在前期扭曲了信贷市场、助长了房地产泡沫的形成和膨胀，更在后期加速了泡沫破灭，并引发了次贷危机。

如果说利率政策取决于更大背景下的宏观经济尚可作为对美联储的辩护，那么其在房地产次贷问题上的监管不力与疏忽则难逃指摘。早在2000年，当时的美联储理事爱德华·格兰里奇（Edward Gramlich）非正式地提出美联储需要检查的不仅是银行的借贷条例和情况，还有抵押贷款机构，但格林斯潘拒绝了这一提议。2002年，他再次拒绝了民主党要求美联储利用手中权利对具有不平等与欺骗性的掠夺性贷款设立规则的呼声。

对此，格林斯潘的辩解是监管抵押贷款机构并不能预防欺诈，只能给它们更多被监管的口实。抛开这种近乎推诿的说法，格林斯潘并非对信贷市场彻底放任不管。2001年，他与4位银行业监管者限制银行“向不能证明偿还贷款能力的借款者贷款”，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一规定只对银行起效，真正制造大量次级贷款的抵押贷款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仍逍遥法外。

尽管难以预言不同的政策和监管是否会带来不同的结果，情况似乎很难比现在更糟糕。4月2日，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参议员以少见的快速达成一项150亿至200亿美元的两党联立计划，用于刺激低迷的房地产市场。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计划提高了住房贷款的预付定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