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内地券商的台湾人

墙上挂上一块绿色的皱巴巴的桌布，办公桌前架上一台摄像机，匆忙系上领带，卓阳就这样一个人对着镜头开讲：“光大，你必须给我们讲清楚……”

目前在深圳经营一家量化投资管理公司的卓阳是台湾人。8月18日他放弃周末休息，连夜录制完这段视频之后，赶紧传到网上，并发布在自己的微博里。他的这一举动被人评价：台湾金融人士真的是急了！

8月16日光大证券乌龙指事件爆发之后，有光大证券内部人士对媒体爆料说是公司里的“台湾团队”导致了这次乌龙指事件。不过，调查结果证实，本次事件和“台湾团队”没有关系。

1991年就进入台湾证券行业的卓阳是2006年来内地金融界打拼的。2007年，他曾担任和讯网的金融顾问。对于台湾和内地的证券、期货圈子他自忖还是足够熟悉。他觉得，自己有责任给在内地的券商和期货公司等金融机构打拼的台湾人讨个明明白白的说法。

一场光大乌龙指事件，也“乌龙”地把“台湾团队”推向了前台。

 事实上，在国内券商、期货、基金等金融机构内部，台湾人的确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尤其是2010年股指期货正式推出之后，有一些台湾地区金融专业人士开始来到内地的金融机构打拼。

少数派

“台湾团队？现在这样说，可能还为时过早。”48岁的方证期货副总经理、高级顾问方士圣告诉《环球企业家》，目前在内地券商工作的台湾地区金融界人士，比较集中在券商下属的期货公司工作。

据他所知，这个数字没有超过30个，而且基本上还是散布在各期货公司。

至少方士圣自己，虽然自2005年就来到内地，而且还是业界公认的内地期货公司中首位来自台湾地区的高管，他也不认为现在方证期货形成了以自己为核心的台湾团队。

8年前他放弃在台湾知名期货公司复华期货副总经理职位，孤身来到内地；8年过去后，在现在的公司，他手下并没有其他台湾人。“公司和我，都没有说一定要找或者不找台湾人加盟，关键是看合不合适工作。”

方士圣虽然一直在内地工作，但作为1994年就入行的台湾第一批期货从业者，他一直和台湾期货界保持密切联系，目前他仍是台湾期货工会的理事，对于有多少台湾同业像他这样跨过海峡，他比较清楚。

基本上，在内地期货公司工作的台湾人，要么是像他这样当顾问做高管，要么就是做交易员工作。

永安期货量化交易研究团队的负责人张冰，比较认可这种说法。在他印象中，业内的确是有一拨台湾人的存在，但他所知道的主要是做营销这一块，在期货公司研发这块，似乎并没有什么台湾人。

“如果有，应该做得也不好，不然我们不会不知道。”张冰说，他知道的真正做量化、衍生品研发好的台湾人，是有团队，但基本上都是给自己干了，会成为期货公司的大客户，基本不会呆在机构里。他所在的永安期货，做得很牛的大客户中，就有一些台湾团队。比如一个名为“言程序交易团队“的，在业界就声名赫 赫。

“现在内地券商的台湾人，应该年轻人比较多一些了。”卓阳对《环球企业家》说，目前在内地金融机构做高管的台湾人很少，多数做得好的也不过是部门主管。他2007年给和讯网当了一年的高级金融顾问，之后就离开和朋友一起成立了一个基金公司，主要研发量化交易程序策略，提供给客户。

 叶云（化名）算是在内地券商工作的台湾人的“另类”。年近6旬，有着超过30年证券从业经验的他，也是8年前来到内地，服务了两家券商。他就在常规的券商经纪业务部门工作，没在台湾人比较多的期货或自营等量化交易部门。

叶云认为，台湾金融服务业比较突出的就是营销服务管理这块，在软件开发产品设计方面，谈不上有特别的优势。因此，在内地金融机构，台湾人还是做营销服务管理比较好。

 自华尔街回国创业的“宽客”、名策数据董事长祝清认可叶云的说法。在他所从事的量化交易研究领域，碰到的台湾人少，但他在和国内银行业打交道的时候，惊奇地发现，内地很多银行包括国有四大银行的营销队伍中，台湾人不时闪现。

祝清不无感叹地说：“他们的会议营销模式已经完全占领了内地银行。”在祝清看来，招商银行的信用卡营销工作之所以做得好，台湾人功不可没。

叶云在目前所在的证券公司总部已经工作了四年，也是唯一的台湾人。他主管过财富管理，职位相当于部门副总。不过，自年初工作调整之后，他虽然依然享受和之前一样的年薪80万人民币左右的待遇，但已经被“挂”在一边，有个顾问头衔，不再做具体的工作。

到年底，叶云和公司的合约就到期了，公司和他互相都不再有合作的意向。不过，依然豪情满怀的叶云，丝毫没有回台湾养老的念头。

前段时间，两岸签订了服务贸易协议，台湾券商被允许进军内地证券业，可以和内地非金融机构一块设立合资公司。现在的他，正好有大把时间和那些跃跃欲试的台湾本土的券商联系。

毕竟，像叶云这样经验丰富，又对内地证券业非常了解，还在大金融集团下属的券商总部担任过高管的台湾人，非常少。

为何而来

2005年，叶云决定来内地工作时，已经年过五旬。那一年内地股改，这个讯息极大地刺激了叶云。

其实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内地证券市场开始形成伊始，叶云就在密切地关注内地证券市场的发展。也通过各种机会和证券主管部门一些工作人员、券商高管有了交往。在正式来内地工作之前，还曾被证监会的一些下属部门邀请到各地做专业讲座。

在他看来，尽管台湾证券市场发展比较早，比较成熟，算得上自由市场，但台湾市场容量极为有限。而内地就不同了，尽管证券市场才刚起步，但一旦开始，容量和潜能应该都是惊人的。

股改的消息，更让叶云觉得内地证券业市场化发展有了巨大的想象空间，于是，他不顾高龄，毅然决定来内地“探险”。他第一站是福建，然后是上海，四川，最后才是北京。

方士圣和叶云同一年来到内地。不过，他是被邀请而来的。

作为台湾第一批期货从业者，他不但熟悉欧美等国际期货市场交易规则还有丰富的经验——因为1998年台湾期货市场开闸之前，台湾的期货公司主要做的是国外的期货，也亲身见证了台湾期货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2005年的时候，方已经是年薪1000万台币开着豪车住着别墅的金领。当时他所在的复华期货，公司一半的业绩都由他创造，在台湾期货界他算得上屈指可数的狠角色。

也正因为这样，2003年、2004年间当开始有大陆期货同业高管前往台湾参访时，他都会被请来做交流。内地的高管们对他印象非常好，在台湾地区见过之后，就邀请他到内地去讲课、指导工作。2004年，方士圣几乎每个月都要来一次上海。

 到了2005年，上海中期公司盛情邀请他加盟。和叶云一样，方士圣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所吸引。在他看来，好的金融产业应该是建立在完善的实体产业上的，台湾的实体经济体量是有限的。

显然，内地的实体产业体量是惊人的。事实上，方士圣已经做了十多年的期货，作为业界资深人士，他真正看到实体的期货交割仓库还是来内地工作之后。

在热情邀请之下，方士圣决定接受这份收入远不及台湾的内地期货公司工作。无他，看中内地期货市场的巨大潜能。刚刚踏入四十岁门槛的他，决定到内地来“赌一把前途”。

不过，多数来内地证券、期货公司工作的台湾人，没有他俩这么早的“觉悟”，多数都是在2010年之后才萌生了念头。那一年，股指期货正式推出。台湾量化、衍生品市场已经做了十几年了，有着比较丰富的经验，也积累了一批人才。

在中国量化研究学会发起人、理事长丁鹏看来，内地股指期货这样的量化衍生品推出前后，共有四拨人在这个领域成为比较有特色的存在。第一拨是从美国华尔街回来的，第二拨是韩国人，第三拨就是台湾人，第四拨是像他这样本土成长起来的。

“为什么还有韩国人和台湾人？”祝清解释，主要是因为韩国人和台湾人开发的量化交易程序是按照散户思维来设计的，比较适合国内散户占绝大多数比例的市场特征。

这样，国内市场引进了韩国和台湾设计的交易程序之后，就需要一批懂技术会营销的韩国和台湾的金融从业者来提供培训和技术支持。和韩国比起来，台湾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

水土不服？

提起叶云，他的同事感觉颇为遗憾。在这位同事看来，叶云在业务上的确比较专业，也有着比较丰富的经验，还非常敬业，但在处理人际关系上，有些一根筋，不太善于变通，几年了，似乎都没怎么融入到公司里来，到最后因为和同级别部门老总关系处理不当，被晾在了一边。

在内地工作这些年，叶云有颇多体会和感悟，也有颇多的抱怨和无奈。

叶云觉得内地金融界有一个最大的亟需解决的问题——对金融行业的定位的认识。8年了，他一直不能适应的是，原本应该定位为金融服务机构的券商等金融机构，实际上更看重的是自身如何赚快钱，赚大钱，而把为客户提供服务，按客户、市场的需要来经营的准则丢在了一边。

卓阳表示，内地金融机构在赚钱上的急功近利，也让他颇不适应。在和讯网做顾问，是因为和讯网引进了台湾的交易软件，请他过来做技术培 训。

在给客户介绍交易软件使用的同时，卓阳提出应该要从卖软件的上亿元收入中拿出几十万专门做一些投资者教育的社会金融工作。但提了一年，都没人搭理。这也是让他决心离开自己来做事的重要原因之一。

“准确地说，不管是老总还是基层的业务员，我们都是金融行业的服务人员，我们的基本态度不是为自己赚钱，也并不一定要给客户赚钱，而是为他们服务，让客户得到市场充分的信息和知识，由他们自己对采取什么方式、如何投资做判断。”叶云说。

叶云对内地金融机构尤其是券商动不动就说“创新”表示很难接受。他本人还从根本上比较抵触这些创新的所谓说法，“事前没有清晰的制度设计尤其是风险管控制度安排的创新，简直就是瞎胡闹嘛，不出事才怪。”

在叶云看来，内地券商的很多所谓创新，在逻辑上就有问题，简直就是野蛮成长。在台湾这么多年，他们都是习惯先有管控制度出台，然后根据制度去“设计”产品。这和内地的创新不同。不是不会出事，但因为事先有风控，出事的概率和程度显然要小很多。

 “很多金融机构想赚钱，又不肯投入。”祝清对此颇有感悟。这两年，量化对冲产品成为证券市场的热门，很多券商都想推进，也有不少金融机构和专门做量化交易数据和程序的名策数据接触。但很多时候，当祝清提出100万或者200万的报价之后，基本就没有了下文。

在祝清看来，事实上不投入5000万以上，基本上在量化交易方面，是做不出什么成绩的。

卓阳这两天的怨气更大。大本营在广州的某大型券商和他的公司接触，希望能购买他们的某个量化交易程序。卓阳提出了每个关口10万人民币的报价，整体下来，不会超过80万。没想到，谈了半年，就一直没谈下来，障碍就在价位上。

和其他人比起来，方士圣反而很感恩内地的工作经验，因为“来到内地，个人专业知识的进步程度，是台湾的数倍。”除了声音保持者台湾男士特有的温柔，现在的方士圣说话，语音语调、遣词造句已经完全内地化了。

刚来内地的时候，方士圣也不是很习惯内地这种官本位，一个人说了算，制度很多时候只是摆设的现象，但他认为自己一直有着良好的职业态度。

方士圣并没有觉得自己来自台湾就有什么特别过人之处。他认为自己是在为人打工，就应该有着端正的打工者心态，尽己所能，为公司服务，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尽量做到最好。

尽管有不少抱怨和看不惯的地方，叶云、卓阳和心态积极的方士圣一样，依然看好内地证券金融市场的未来。“粗糙、野蛮，不规范，才意味着我们更有用武之地！”备受挫折的叶云，充满希望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