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个人信贷的复杂生态系统——其中也包括监管制度和接受借贷的文化熟稔——会像西方社会那样形成吗？
中国消费信贷的趋势
“我有点儿不好意思。”刘静（音）把身体倾向我并压低声音说道，这是我们聊起信用卡话题后她首次透露自己的不安。停顿了一下后，她笑了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道：“不过我们可以聊聊。”
刘静出生于华中省份河南。虽然来自一个纯工人阶层家庭，不过在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家里就鼓励她刻苦学习，并让她为“高考”——中国严格的大学入学考试——做准备。她的考分很高，被北京一所令人艳羡的公立大学录取。尽管她一直在河南学英语，不过，直到到北京后，她才发现了自己的语言天赋。
在这所大学学习4年以后，虽然从未离开过中国大陆，不过刘静的英语学得非常好，而且理解西方的文化和商业惯例。这让她成了中国尚不完善的教育体制的成功典范。她通过与西方交换生和在首都工作的英国外派人员交朋友的方式习得了这些技能。得益于她的英语能力，她在一家数字广告公司谋得了一个初级经理的职位。虽然她的工资稍稍低于中国白领的入门薪金水平，不过这个职位能让她留在生气勃勃、日新月异的北京。
然而，进入职场没多久，刘静就开始疲于应付经济现实了。她的工资收入只够用于租房和其他日常必需品的开销。此外，她还意识到，与和西方朋友交往随之而来的，是生活方式的选择问题。如果她想保持自己的英语能力，就必须自如地陪西方朋友去餐厅和酒吧，这就意味着要有额外的开销。
刘静在一张餐巾纸的背面勾画出了自己的经济难题。作为一名初级经理，她每月的税后净收入是5,000元（合800美元）。从这些钱里，她每月要支出2,000元（合320美元）的房租，她在北京四环路附近与人合租了一套住房。剩下的3,000元（合480美元）是她一个月的可自由支配收入，相当于每天100元（合16美元）。她必须用这些钱覆盖自己的生活费用。刘静一直在尽可能节俭，但因为公司购并而突然丢了工作时，这些收入就很难让她收支相抵了。
就在这时候，一位朋友建议她从中国一家大型国有银行申请一张银联信用卡。起初，考虑到避免借债的中国文化传统，她有些犹豫，但她确实需要这样的帮助。因为她已没有工作，所以，申请信用额度时会处于不利地位，为表明她依然有工作、每月都有收入，她请以前供职的那家公司会计部门的一位朋友帮她伪造必要的文件。她的朋友勉强答应了她的请求。一个月以后，刘静收到了平生第一张信用卡。
起初，刘静用这张信用卡时会量入为出。她会用这张卡在月初的时候借钱，之后，在30天内将大部分欠款还清。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额外”收入的诱惑和给社交带来的好处，让刘静不由自主地慢慢增加了自己的借贷额。没用多久她就发现，借钱是个让自己迅速陷入困境的事情。
这张卡用了一年以后，她的累计债务已达1.5万元（合2,400美元），相当于她以前月收入的三倍。“我还没有真正弄清信用卡到底是怎么回事，比如说，我每月需要支付多少利息等。”她坦承。即便如此，她仍然非常清楚，这些钱最终是要还清的。
她还没有清偿信用卡欠款的计划。不过她会尽量多攒钱，或许，她的下一份工作的薪水会更高些。但在那之前，刘静这位中国新兴中产阶层的“标本”，则会一直身处困境。
各种各样的借贷选择
虽然以西方的标准来看，中国的个人信用体系还不够发达，但中国拥有很长的非正式个人理财历史。高利贷和个人之间的免息借贷，均可以追溯到近3,000年前的西周时期。合作借贷（cooperative loan）社团——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赊”——最初由佛教寺庙建立，社团的建立旨在为葬礼或旅行花销等一次性开支提供大额资金。此外，为社会其他部门服务的非宗教组织也相继建立起来。互助性融资（mutual financing）社团，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会”，允许会员每月向一个总账户中存入一定数量的金钱（这里的“会”意指“合会”,是旧中国民间盛行的一种信用互助方式。由发起人(称“会头”) 邀请亲友若干人(称“会脚”) 参加，约定每月、每季或每年举会一次。每次各缴一定数量的会款，轮流交一人使用，借以互助。——译者注）。“会”采用一种彩票体系——通常只是摇骰子——来确定当月谁能取用账户中的部分资金。通常情况下，会员会用这些钱购买相对昂贵的大宗资产。一个农民可能会用这些钱购买一头牛，一个商人可能会用这类资金购买一条新内河船只。“会”具有超本地化的特点，参与者的动力往往在于父系家族的职责（patrilineal duty）。这一传统在当今的中国依然在延续，在小村子中，为了帮助某位村民完成一个重要投资，人们将自己拥有的资源汇聚起来的情形并不少见。
虽然中国传统社会为富有的商人和农民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借贷选择，但到了20世纪初，中国的个人信贷行业依然处在动荡不定的状态。19世纪，随着运行机制复杂的大型银行在中国的兴盛，大部分高端借贷开始通过正规银行流出。1929年，中国共产党下令禁止个人发放高利贷。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建立时，全国的个人借贷机构均被禁止运营。到了这时候，个人借贷仅存的途径就是残留下来的“会”和“赊”的传统借贷网络了。个人借贷市场直到20世纪80年代一直处于关闭状态，继邓小平施行改革和开放政策后，银行才开始运行正规借贷项目，现代信用体系也开始逐渐建立起来。
中国自1985年引入信用卡后，发行的信用卡数量一直在以令人惊异的速度增长，到2011年已达2.85亿张，是2006年的5倍。RNCOS在针对这一行业的报告中指出，增长还将保持一贯的高速度，在未来5年中，发卡量有望延续每年31%的增长率。《2012年中国信用卡行业蓝皮书》（2012 Chinese Credit Card Industry Bluebook）的数据显示，2011年，1.2万亿美元的购买量是通过信用卡完成的，比前一年增长了48%。这一数字在所有购买消费品的支出中占近40%。而2000年的这一比例尚不到10%。
万事达卡（MasterCard）预计，到2025年，中国通过信用卡花费的总额将是现在的两倍多。按发行的信用卡数量计算，在接下来的10年里，这个国家有望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信用卡市场。虽然数字很大，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在中国，信用卡依然大都被用于大宗支出，现金在小额消费中依然是居于主导地位的支付方式。的确，对上海持卡人的一项研究显示，在低于100元（合16美元）的消费中，80%的支付仍然是以现金完成的。
尽管有这些颇为乐观的增长预测，不过，中国以现金为主导的消费文化和在个人财务上的传统观念意味着消费者会抗拒改变，因此，会放缓人们采用电子支付方式的步伐。很多这类文化观念都源自儒家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认为，借钱是可耻的事情，因为借钱意味着入不敷出，品行端正的人始终应该为将来的开销攒钱。确实，研究表明，为日常消费而借钱的行为，依然会让大部分中国消费者感到不安。
然而，最近的研究——其中包括复旦大学和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联合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这种传统价值体系正在改变，西方的消费驱动型生活方式正在流入中国，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月光一族”新阶层的形成就是一个具体体现，“月光一族”是指“到月末没有任何积蓄”的群体。这个群体包括年轻的城市学生和35岁以下的专业人士，他们大都生活在一线和二线城市，为了给自己极具消费主义特点的现代化生活方式提供资金支持，他们开始抛弃有关借钱的某些文化禁忌，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会严重入不敷出。
借贷文化取向的诸多改变，都得到了发行信用卡银行猛烈营销攻势的推动，为了鼓励消费，这些银行会为信用卡持有人提供奖励计划、消费折扣和幸运抽奖。现在，很多银行都能让人们非常容易地获得一张信用卡，甚至没有收入的年轻消费者也一样。有些从未申请过信用卡的银行客户甚至称，曾收到过装有高限额信用卡的信件。就在大部分年轻人依然对自己的财务失控心存恐惧的时候，一个规模虽小但在不断增长的群体“卡奴”（card slaves）浮出了水面。通常而言，“卡奴”使用信用卡是为了方便和安全，或者因为发卡银行有些特别的活动，但往往为了满足社会期望（social expectation），或者为了在朋友和同事面前有“面子”，最后却对自己的开销失去了控制。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的需求一直优先于个人的需求。这一文化传统，再加上人口结构的变化，助长了越发依赖信贷的潮流。中国快速老龄化的人口和政府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催生了一个“三明治世代”（sandwich generation）：也就是同时拥有孩子和老年父母的已婚群体，他们承担的重大财务责任促使他们成了使用信用卡更多的群体。此外，交通大学的一项研究还检视了推动信用卡使用的心理因素，该项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社交影响力”（social power）——显示物质财富的渴望——在举债的意愿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些发现都表明，中国年轻的城市人群已接受以消费者为中心的西方生活态度，也表明了他们对不愿举债的传统的抛弃。
清偿债务
“我可以获得贷款，但是，只有在不得已的时候才会那么做。”北京的年轻创业企业家周琳（音）谈到。2007年，周琳在北京海淀区开设了自己的首个精品店，面向追求时尚的大学生销售韩国和日本的配饰。自那以后，她不但开设了新商店，而且还在实体店以外开辟了新销售渠道，其中包括一家人气畅旺的电子商务平台。独到的审美观，加之对中国变幻莫测的时尚潮流的把握能力，让她成了准确把脉消费者需求的中国年轻企业家群体中的一员。
周琳爽快地承认，她的信用卡不只一张。“我之所以申请它们，是因为它们带来的好处。当我在境外旅行时，我可以用这张信用卡交易。发行这个信用卡的银行会在北京组织购物活动，如果你用他们的卡，你就能在活动中完成交易。”周琳所有的朋友差不多也都有信用卡。她谈到，20世纪初，拥有信用卡是身份的象征。如果你有一张信用卡，就意味着你或者你家里很有钱。但近年来，这种塑料卡片已经让人司空见惯了，持有人也不再因此显得不同寻常了。“当我去境外旅行的时候，我就会拿上它们。”周琳补充谈到。“如果事情不顺，为了面见供应商而必须多留几天时，我知道，我的信用卡能给我提供支持。”虽然持有多张信用卡，不过周琳在中国很少用它们。举例来说，当她在北京购物时，无论是个人消费，还是为企业采买，她很少把信用卡从钱包里抽出来。她将自己的这种行为方式归咎于19岁那年信用卡带给她的经历。
当她离开上海去北京上大学时，周琳的父亲以她的名字申办了一张自己信用卡的副卡，用于应对紧急情况。虽然在西方这是一种很常见的方式，但当时，周琳的这种情形在中国很少见。她是大学同学们中唯一有张信用卡的人。
有一天，在电话里和她父亲大吵一顿之后，周琳决定报复一下父亲，所以，她用那张信用卡来了一场购物狂欢。她回忆说，当他父亲收到账单时大发雷霆而且深感震惊。他用了6个月的时间来偿付周琳的欠款。这件事给周琳上了重要一课：借贷是危险的，而且会造成严重的影响——这个观念与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不谋而合。
虽然经济在快速增长，中国政府最近也在努力刺激人们的消费，但消费总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在这场全球金融危机之前，有这样一个老生常谈——“中国人攒钱，美国人消费。”因为大部分中国家庭的平均储蓄率都超过了40%。然而，在西方国家中，与金融危机接踵而至的消费骤降，让中国政府认识到了鼓励国内消费的重要性——因为国内消费是补偿出口需求减少的一条途径——并试图改变中国人的攒钱文化。在美国，信用卡行业助推了中产阶级的崛起和消费主义文化的盛行。为了取得同样的成果，中国政府也开始为这个行业松绑。
人们深表关切的一个问题是，对中国银行的监管是否足以防范消费信贷泡沫。在过去15年中，亚洲地区曾发生过大量这类事件，香港、台湾和韩国也都曾经受过由家庭过度消费导致的信用卡危机的冲击，这些危机严重威胁到了国内银行系统的稳定。
监管部门正在力促中国的银行提升自身的风险管理、追讨债项和新产品开发的能力，业内人士也呼吁，希望在完善的风险管理基础设施、运营透明度和对严格的借贷标准保持持续关注的条件下，为消费信贷松绑。即便如此，考虑到中国的消费者此前极少接触信贷的事实，他们是否能安全处理可用信贷的大规模增长，依然是个重大的悬疑问题。
随着中国在文化上的持续演进，随着中国金融机构的渐趋成熟，可用消费信贷的增长将是个自然而然的结果。一个个人信贷的复杂生态系统——其中也包括监管制度和接受借贷的文化熟稔——会像西方社会那样形成吗？中国典型的信用卡消费者，将来是更像刘静——逐渐滑向无力偿债的境地呢，还是更像周琳——个人信贷造成的早期痛楚导致了对信贷的好处和风险的认识颇具圆熟心态呢？消费信贷的影响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方向具有深远的含义。
本篇文章由Lauder Class of 2014的学员威廉·哈特（William Hart）、托马斯·基德（Thomas Kidd）、莱恩·瑞特格（Lane Rettig）和尼古拉斯·沃克（Nicholas Walker）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