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达昌的上海三十年

第一次从香港来上海的时候，关达昌还是一个刚入行几年的年轻小伙子。短短三个月的上海培训机会，让他与这座城市结下不解之缘。今天，他已然是4个孩子的父亲，伴妻携子在内地生活了三十年。

此外他还有一个身份，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兼行长。虽然是一家外资银行，但东亚银行凭借最接内地“地气”的香港背景，一直都奉行着“本土化”原则，关达昌则可以称作这家银行“本土化”的样本。

熟谙内地风土人情的关达昌，“上海”、“本土化”和“中港联动”这几个词在采访过程中高频度出现。“天时、地利、人和，是东亚银行以及我本人能安下心来在内地发展这么多年的一个重要原因”，关达昌如是解读他坚持内地发展、执着东亚银行的机缘。

“本土化”

虽然很多外资银行高举“本土化”的大旗，但能真正落地的却屈指可数。对于东亚银行颇为人所称道的“本土化”，关达昌表示，“我们就是要做外资银行中的中资银行，中资银行中的外资银行”。

十年前的WTO实际上是外资银行“二次东征”。之前大部分外资银行退出中国的时候，东亚银行守着浦江外滩的大楼熬过了最艰难的时期。“成立法人银行，发行借记卡和信用卡，我们一直冲在前面，”关表示，“我们从未离开，等了那么多年，机会来的时候一定要牢牢抓住。”

2007年内地第一批法人银行成立，2008年发行外资银行第一张信用卡，2009年成为首家在香港发行零售人民币债券的外资银行。

在关的理解中，“我们都是中国人，有一样的思维和文化背景，中国人在自己的地方做事怎么会不如外国人？”

在关达昌看来，外资银行在内地谋求发展，首当其冲的便是语言文化差异。“欧美的外资银行会遇到一些实际困难，最基本的比如内地的监管政策文件，像什么叫七不准，什么叫三个办法一个指引，他们很难把握法规政策的实质”。诚然，翻译银行业监管文件本身就很难，再去解读文件中字里行间所蕴含的文化差异，外国人怕是更难理解。

从1920年来到上海，东亚银行在大陆已经走过了92年，对大陆文化的理解和融会贯通，的确令其他外资银行无法望其项背。

现在，东亚银行在国内开设109个网点，本土员工超过98%。目前中国区的业务已逐渐成为东亚银行集团利润的重要来源之一，2011年，中国区对集团的利润贡献超过三成。关达昌表示，3至5年内的目标是将这一比例提升至50%。

不过，关达昌认为，作为一家外资银行，背靠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还应注重与国际标准接轨。当然，完全用国际套路在内地发展会有很多障碍，所以如何权衡国际标准和内地国情非常关键。

“香港作为内地企业国际化的第一站，我们作为桥梁有着天然优势，所以在本土化的基础上希望能提升标准、服务质量和渠道，在这些方面更加国际化。”关达昌表示，东亚银行把这种优势，融入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当中，例如在“中港联动”平台，可以发挥作为一家外资银行在管理上优势和自身业务特色，跨境联动，帮助企业“走出去”、资本“引进来”。 

寻找空间

相比许多外资银行高管来大陆“深造”，两三年即回国复命的职业生涯，关达昌在内地一待就是三十年，从最基层做起，而今成为东亚中国执行董事兼行长，关和东亚银行互相见证着对方的成长，领悟自然会比旁人更深刻。

对于外资银行深感不适的“分业经营”以及监管环境，关达昌表现得相当淡定，“我在内地这么多年来不断面临新的挑战，其实只要下决心克服困难，基于内地银行业监管标准开展业务，不断拓展银行的发展空间，就会一步一步稳健发展。”

截止目前，房地产业务仍是外资银行涉及较少的领域，东亚银行却将此作为贷款多元化的特色业务之一。传统的个人按揭业务东亚银行从1989年即展开，企业客户则定位于北、上、广、深等大城市的知名房地产企业，并作为为数不多的外资行参与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四万亿”保增长政策中。

然而金融危机之后，许多外资银行还是在与中资银行的PK中败下阵来，特别是零售银行领域，撤出者不乏其人。在很多人对外资银行不看好的情况下，关达昌认为，“现在看来中资银行相对壮大，外资银行比较辛苦，但是有涨有跌才是正常的，从长远来看外资行业务并没有比以前减少，反而是增加的”。

关达昌表示，从辩证的角度看，有些政策对中资行更好，也一定会有些更利于外资银行发展。比如说走出去的政策对外资银行更为有利，因为多年铺开的网络，尤其是其国际网络，有利于快速拉动业务。相对而言，中资行就可能需要在海外慢慢找渠道、搭体系。“当然政府鼓励企业‘走进来’的时候，形势对中资银行就更有利，10亿、20亿的贷款业务对他们来说很容易实现，我们没有这方面的优势，就努力做市场的‘查漏补缺’者，寻求机会。”

刚来上海时，关达昌在浦西的老楼里工作。那时黄埔江常常倒灌，水漫到房间里，大家只好脱掉鞋子继续工作。“当时谁会想到我们现在能坐在这么宽敞漂亮的办公楼里呢？所以不管遇到什么问题，我很少抱怨和投诉，因为亲历内地这30年的变迁，给了我很大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