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发展和平安银行合并，无疑是中国金融史上最值得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耐人寻味的是，这场堪称“世纪婚礼”的金融企业合并，其仪式却显得异常简朴、低调
深发展改嫁平安内幕
深发展“再嫁”
9月7日，平安银行第28家分行在河南郑州正式开业。这是原深发展银行和平安银行合并后，新开的第一家省级分行，平安集团董事长马明哲亲自为新银行揭牌。此时，远在千里之外的深圳总部，一群工人正忙碌着把总部大楼蓝色LO G O换成平安统一的橙色标志。对于这一富含深意的举动，从大楼一旁经过的市民依旧形色匆匆，毫无驻足之意。深发展更名为平安银行，经过一个多月媒体大张旗鼓的宣传，可能对多数深圳市民来说已不再陌生。
深发展和平安银行合并，无疑是中国金融史上最值得浓墨重彩的一笔。涉事双方身份显赫，且牵涉的资金额(超过200亿)也创造了中国金融并购史上的一项记录。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这场堪称“世纪婚礼”的金融企业合并，其仪式却显得异常简朴、低调。
熟知内情的人其实都知道，这是深发展的第二次“婚姻”。
早在2004年，深发展迎入“洋女婿”美国新桥资本，当时深圳市政府提了一个很好听的说法———靓女先嫁。对于此次婚姻，社会各界自然是期之殷殷。然而，几年过去后，遭遇重重挫折的美国新桥也最终萌生去意，黯然抽身离去。
深发展作为深圳第一家上市公司和全国最早的股份制银行，在上世纪90年代，一直是金融界的宠儿。其前身是1987年由深圳当地21家农信社合并成立的“深圳市联合信用银行”，后改名为“深圳发展银行”。从成立以后到1997年的十年间，一直在资本市场呼风唤雨，创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并成为深圳当地老股民心目中创富机器的象征。
深发展老股民李宏生回忆说，当时持有100股深发展原始股，即使按照市政府规定的涨幅，每天也能增值60元，一个月的利润就达1800多元，而如果放到黑市中交易，其利润还要大几倍甚至十几倍。“当时1元1股的深发展原始股，如果放到现在，1股最少相当于20万元。”
1997年，深发展最辉煌的一年，其股票被炒高至19 .8元，半年内股价翻了2倍多。现在已经80多岁的老股民李宏生，谈起15年前的深发展还像在说昨天的故事：“那个时候的深发展很厉害，10股送10股，过了不久股价涨回原来的价格，又是10股送10股。”尽管李老先生的记忆有些许偏差，但那个“我为股疯”的年代属于深发展，确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那一年，深发展的净利润首次突破了8亿元，资产规模首次突破300亿元。深发展最初的发展势头极为迅猛，由于当时还没有分业经营的规定，当时的深发展大搞混业经营，债券、证券、期货、房地产……凡是赚钱的领域均有深发展的身影。从成立第一年2500多万元净利润起步，深发展当时的年均业绩增速高达142%，年均规模增速达127%!
然而，天命难测，造物弄人。1997年爆发的股票操纵案以及随后的15亿贷款失踪的无头案，成为命运的转折点，深发展最终盛极而衰。随着该行经营业绩急剧下降和不良贷款飙升，深发展融资和扩张显得困难重重，最后不得不走上“外嫁”寻求资本支持的道路。
值得一提的是，如今已成为股份制银行中排名第一位的招商银行，也是于1987年在深圳诞生的。深圳诞生的这2家股份制银行从一开始便朝着不同的成长道路进发，但至少在发展初期，2家银行无论从规模还是业绩上都呈并驾齐驱之势。只是由于当时招行还没有上市，深发展在全国的知名度要远超过招行，甚至很多人是只知深发展，而不知有招行。
祸起股票操纵案
1997年深发展黄金岁月刚刚起步，就在这一年，深发展银行发生了2件大事。其中之一，就是深发展大厦落成并正式投入使用。另一件事，就是当时深发展银行行长贺云操纵股票案发。多年之后的今天有人评价说，深发展由辉煌的顶端开始走下坡路，就是从那时开始发端的。
但在李宏生的记忆里，贺云是个好行长，因为在他手里，深发展的股票创造了当时市场上的一个奇迹，让包括他在内的很多人又赚了一大笔钱。
湖北人贺云于1995年8月被聘为深发展第二任行长，他的任上大量招募内地人才充实队伍，这批人后来逐渐成为深发展各业务线条的中坚力量。但与贺云在资本市场的“大手笔”相比，这些成绩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彼时正值香港回归前夕，沪深股市又正值一轮大牛市行情中，深圳市场因为具备了“香港回归题材”，个股涨幅普遍超过上海。其中作为深市第一大盘股的深发展更是一马当先，不到半年的时间，深发展从1997年初的5 .9元涨至最高19 .48元，涨幅超过230%。然而股市的狂欢背后，潜藏于其中的股票操纵案已经被监管机构悄悄盯上了。
1997年6月13日，《人民日报》披露了国务院证监委会同人民银行、审计署、证监会等有关部门对一批违规银行、证券公司、上市公司及其负责人进行严肃处理的消息，贺云的名字赫然排在第一。
后经查明，从1996年3月至1997年4月，贺云指使其下属使用深发展机构专用账户，先后动用3 .11亿元资金炒作深发展股票，非法获利9034万元。这一行为已违反《商业银行法》关于商业银行不得从事股票业务的规定，也违反了国家关于上市公司不得买卖本公司股票的规定。后来，证监会对深发展给予警告并罚款人民币500万元，没收9034万元非法获利，对贺云给予禁入证券市场5年的处罚。
深发展案发后贺云被免职，5年后他重出江湖，出任当时已岌岌可危的南方证券董事长，并最终目送南方证券破产清算。事实上，深发展原计划在1997年进行一轮规模大约为30亿元的再融资，就是因“贺云案”，该融资计划被监管层搁置。从此深发展开始受到资本金不足问题的困扰，这一去就是15年!
15亿不良贷款疑云
“贺云案”后，周林作为第三任行长空降深发展，此时深发展的年盈利已达10亿元。恰在此时，国家开始允许深发展和招商银行走出深圳和广东，到其他省市开设分支机构，深发展在上海和杭州的分行相继开业。
到2002年，尽管深发展紧锣密鼓开设了12家分行，并一举奠定其全国性银行的地位，可是受到“贺云案”的影响，深发展的资本补充迟迟不能到位，而全行业性的不良贷款问题又开始凸显，深发展走出去的步伐已经开始落后于招商银行。
到2004年周林离任，深发展的年利润下降到只有2亿- 3亿元，而不良贷款比率已高达11 .4%，而深发展的资本充足率却只有2 .3%，这时的深发展已从往日的市场明星变成为监管者眼中的异类，被暂停了所有新网点的开设和新业务的审批，在投资者眼中，更因为盈利能力低下，不良贷款高企而成为垃圾股，公司形象滑落到历史最低谷。
如果把1997年前的深发展与招行比作2位并肩赛跑的健将，那么深发展在1997年无疑摔了一跤，而这一跤几乎宣告了这场比赛的胜负已分。
周林上任伊始可谓雄心勃勃，2002年5月，一份总额约40亿元的配股再融资计划已经启动，却遇上了新桥入主深发展的漫长谈判，配股计划最终被搁置。
周林在任期间，适逢深圳市政府决定国有股东从深发展撤出，引进战略投资者。后来有人回忆，当时的南方证券和深发展银行都出现了很多问题，为了避免深陷其中，深圳市政府决定甩掉包袱计划，决定对南方证券实施破产清算，而对深发展银行则决心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
2002年9月，深发展正式发布公告宣布引入战略投资者美国新桥资本。然而双方的谈判却一波三折，直至2004年5月底，深发展和新桥双双发布公告称，已完成17.89%深发展股权的交易，新桥以每股3 .546元、总计12 .53亿元价格买下4家国有股东手中持有的约3 .48亿股深发展国有股和法人股。
然而就在新桥入主深发展进入收官之际时，时任过渡期风控团队负责人的韦杰夫意外发现，就在2003年过渡期管委会撤走后的7、8月间，深发展发放的一笔总额达15亿元的贷款审批存在明显的违规嫌疑，经过追查发现这笔资金通过各种操作后已经流出境外无法追回。2004年11月，深发展第一位洋行长韦杰夫与已经转任董事长的周林一齐前往司法机关报案，并将该笔贷款定性为“诈骗”。
15亿元是什么概念?这是深发展历史上最大的一笔不良贷款，按照当时深发展19 .5亿的总股本来说，15亿元的贷款全部损失将令投资人每股损失高达0 .8元，由此产生的1 .5亿元拨备计提，将直接减少该行当年税前利润1个多亿。
15亿贷款案发后，周林辞去董事长职务，2006年又被免去党委书记的职务，次年深圳市公安局发出一则通知，周林等4人涉嫌违法放贷被刑事拘留。之后，周被取保候审，从此淡出公众视线。而15亿元贷款取向和与台湾信托银行的纠缠瓜葛，也成为一桩无头公案。
与新桥只是同居，不是结婚
在李老先生眼里，贺云是个好行长，而周林则是个败家子，因为他把深发展卖给了洋人。李老先生口里的洋人，就是说的新桥。
2004年12月31日，新桥正式成为深发展第一大股东。当年的美国《华尔街日报》在报道中这样写道：新桥创造了历史，他们成为1949年以来接管一家中国商业银行的第一个国际投资管理团队。
然而事情远不像外界看上去那么光鲜。21世纪之初的中国银行业问题重重，在国际资本市场更处处受人冷遇。因此当深圳市政府为深发展发出“靓女先嫁”的求偶信后，反响远不如今天一些银行引进战略投资人时受人追捧。无人登门，行长周林就拿着深发展的材料一家一家去登门拜访，在吃了N多次闭门羹后，一家名叫新桥投资集团的美国公司成为少数愿意谈的投资人之一。
“实在找不到更好的投资人，市政府最后才决定跟新桥谈。”后来出任中方首席谈判代表的肖遂宁回忆道，“新桥是合格的财物投资人，但深发展初衷是要找一个战略投资人，是要结婚不是同居，不是整2年就走了，是要成家生孩子的，结果没人可找了。市政府看中新桥虽然不是一家银行，但它拥有一些社会资源，它进来能改造这家银行。”
新桥资本最终被选中入主深发展，因为它有在韩国改造韩一银行的成功案例。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将韩国金融监管当局逼进“死角”，新桥- G E金融财团出资5亿美金获得韩一银行51%的股份和管理权。2005年初，渣打银行出资33亿美元收购了韩一银行，新桥资本成功退出，获利数亿美元。
作为一个财务投资人，新桥没有能力为深发展带来急需的资本补充，而当时《商业银行次级债券发行管理办法》刚刚发布，规定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5%。在入主深发展的头几年，时任深发展董事长兼C E O的纽曼几乎每天都在盯着资产负债表，将有限的资本金用到最有效的业务上，以提高资本金的使用效率。
另一方面，当时席卷沪深股市的上市公司股改工作却在深发展遇到了极大的阻力。现任平安银行董事长肖遂宁后来回忆，“作为一家美国公司，他们对中国的一些事情没能完全理解到位，因此他们的股改方案在股东大会上因小股东的集体反对而失败，直到2006年第二次股改方案才获通过;在这个期间，银行输掉了大量的时间和机会，因为股改不成，银行资本补充更加谈不上了，而监管部门当时停掉了我们所有新网点的扩张，停掉了我们所有新业务的开展。”
而就在深发展与新桥之间拉拉扯扯的这几年中，同城对手招商银行大力推广“一卡通”这一新产品，瞄准年轻客户群大力推动其零售业务发展，最终掀起中国储蓄方式的一场革命。招行也由此坐稳国内股份制银行零售业务的头把交椅，而深发展此时无论从规模还是盈利能力，都已经与招行不在一个档次上了。
为什么是平安
由于第一次股改失败，新桥在2006年就已萌生退意。但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买家，这桩交易一直拖到2010年才告成功。而接盘者正是同时代在深圳本土成长起来的金融巨头———中国平安。在肖遂宁看来，早在10年前，在深发展开始寻找战略投资者的时候，平安就是深发展的最佳选择。经过10年的风雨考验，两家机构最终还是走到了一起，不能不说这是命运的安排。然而一个疑问随即出现：为什么会是平安?
谈及平安与深发展的这段“姻缘”，肖遂宁认为，实际上早在2002年决定引进新桥之前，平安本有机会入主深发展;到2006年深发展第一次股改失败，新桥萌生退意的时候又有了第二次机会;但最终直到今天两家公司才走到了一起。
而深发展的这10年，引进新桥的谈判一拖3年，资本补充无从谈起不说，业务和网点扩展被暂停，公司内部管理也一片混乱，整个深发展银行内部管理陷入半失控状态，前后两任行长均被查办，更让大量业务骨干失去信心离职。这些正是深发展在近10年中与招商银行差距越拉越远的根本原因。在深发展工作也早已不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事情，据当时的媒体报道，在最动荡的时候，曾有近百名深发展员工准备报考深圳市公务员，甚至街道一级的职位都有人愿意应试。
同样在这10年，平安为了实现自己的金融控股之梦，为了取得一张全国性银行的牌照，也饱含着不为人知的艰辛与不易。从2003年收购福建亚洲银行，到竞争广发银行失利，再到2006年收购深圳市商业银行，直至今天成功并购深圳发展银行，马明哲的“银行梦”也整整做了10年。
“从2004年我就一直认为，平安应该是深发展最终的实际控制人，但遗憾的是，平安进来得太晚了。”肖遂宁说，“深发展一直没有一个稳定的大股东，它解决不了两个核心问题：资本的持续补充和银行长期发展的计划安排，他的领导者也是在持续变更中。如果2004年平安能取代新桥成为深发展的实际控制人，那这8年以来，深发展的情况可能会比现在好很多，可以说深发展失去了急速扩张营运规模和机构网点的绝佳机会。”
客观来看，大股东之于银行的影响力实际上并不都是好的。同为股份制银行，招商银行与华夏银行均有一个强势的大股东，但二者发展速度不可同日而语;比招行和深发展晚了8年成立的民生银行作为首家民营股份制银行，在没有实际控制人的情况下，该行近年来发展突飞猛进，今年上半年的利润水平已经达到招行的80%，成为招行身后最具竞争力的追赶者之一。
肖遂宁认为，“在中国过去20年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每一个参与者都是有机会的。而深发展的悲剧就在于，她一开始作为改革开放的前驱者喝到了头啖汤，本来可以走得更快，走得更远。但后来也是因为这碗头啖汤，当她又一次被推向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时候，国有股东选择放弃她，而放弃的同时又没有引进一个理想的大股东。如果那个时候平安进来了，那么这个10年深发展就把握住了。”
对银行来说，像平安这样的大股东相对来说又是更好的选择。“平安不是国有企业，不存在国企那般僵化的体制;平安与银行同属于金融行业，平安又在金融业尤其是金融创新上中拥有领导地位，这些都能给银行带来大量的活力;此外平安还带来银行最急需的资本支持和管理模式。”肖遂宁说。
“那个时候(15年前)的深发展很厉害，10股送10股，过了不久股价涨回原来的价格，又是10股送10股。”
———深发展老股民李宏生
“而深发展的悲剧就在于，她一开始作为改革开放的前驱者喝到了头啖汤，但后来也是因为这碗头啖汤，当她又一次被推向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时候，国有股东选择放弃她，而放弃的同时又没有引进一个理想的大股东。”
———平安银行董事长肖遂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