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隽星光闪耀，但规划的诸多业务还未结出果实
麦格理受挫
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对于澳大利亚最大的投行麦格理集团来说，在其三十多年的发展旅程中，近两年算得上是“艰难时日”。
4月27日，麦格理集团发布了截至2012年3月31日的本财年报告，其盈利为7.3亿澳元，触及8年来的低位，甚至比经历金融危机的2008财年还低。此前，信用评级机构穆迪于2012年4月将其长期信用评级下调至2A级，这在其即将发行期限长达45年的金融债券以补充资本的当口无疑是临门一击。
麦格理全球化进程裹足不前的同时，其在中国内地的征程，似乎也并不夺目。一位国际投行人士更将其总结为，“一步慢，步步慢”。从1994年到2005年蜗居香港市场的犹豫不决，已使得其错过了最佳的扬名时机。尽管随后奋起直追，但已“无力回天”。
虽然有业内人士戏谑地称，以近期的市场情况看，“国际投行裁员不是新闻，不裁员才是”。但是誓言要“从二线投行进入亚洲一流阵营”的麦格理在这一轮危机中，成为了二线投行跃进受挫的样本。
“一步慢，步步慢”
作为一家发家于澳大利亚的投资银行，麦格理素以低调和保守著称，也很少像其他国际对手那样大量涉及高风险的衍生品业务。
一个例证是，在金融市场风声鹤唳的2009年，麦格理全球总裁摩尔亦可以自豪地宣称手持320亿澳元现金，当年录得9亿澳元的净利润，在国际投行中一枝独秀。
这种极度稳健的风格体现在中国市场上即是，尽管其1994年就在香港设立分公司，并通过投资香港上市公司合生创展接触中国市场，但随后的十年里它却始终没有深入内地市场。而此时正逢中国国企改制上市引入战略投资者热潮，堪称国际投行在华的黄金十年。
痛定思痛的麦格理在2006年引入了时任德意志银行董事总经理、中国区主管翟隽掌管承销业务。
这位充满冲劲的干将经历传奇，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即为学联副主席，但却在1990年抛弃即将完成的北大学业，远赴澳洲学习金融。在完成学业之后，他辗转雷曼兄弟、高盛、德意志银行等诸多投行。在投行征程中，其参与了一系列炫目的“大交易”，其中包括中石油海外上市，32亿美元的中国神华H股上市。
一位资深投资银行家认为，“北京大学学联副主席的身份让他在体制内结交了众多朋友。这些朋友在十多年后成为其拿下大项目的最大助力。”翟亦在一次演讲中认为“对自己帮助最大的是北大校友”。
在翟的加入下，麦格理也在中国铁建及农行H股上市等最后“大象”中以联席承销方式分到一杯羹。
“麦格理在风格上与其他在中国的国际投行大不一样，手段更加生猛。它敢于向企业报出高价抢项目，也因此得罪了一些同行。”前述资深投资银行业人士称。
但与一线投行相比，麦格理的业绩差距始终没有被缩小。根据汤森路透统计统计数据，2011亚洲投行排名中麦格理名列第九，其在股票承销、债券承销等方面与前三名差距颇大，而这已然是它在华十几年来的最好成绩。
究其原因，翟的经历虽然闪耀，但其优势所在—与体制内紧密相连的大项目时代早已过去。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市场主流，已经是国企如何回归国内市场。
限于政策法规限制，麦格理并不拥有相关资质。而时至今日，翟宣称多年的与国内证券公司合作以获得A股承销资质的努力也并未看到实质性成果。
“在中国的环境下，IPO是规模最大、利润最丰厚的一块市场。在大环境不允许的情况下，麦格理已然是一步慢，步步慢。”前述国际投行人士指出。
踩错节拍
与声明显赫的国际投行对手相比，麦格理显然羽毛未丰。因此，麦格理不得不选择了另类的切入方式，通过曲线投资地产来介入中国。
2005年5月，麦格理迈出在内地市场的实质性第一步，以8亿元从凯德置地手中收购上海新茂大厦。同年7月联合其他机构投资者从大连万达手中接过九家购物中心，9月又购入“上海城市酒店公寓”。这一系列闪电般的交易总值高达50亿元以上，其投资内地房地产界亦是汹汹来势。
麦格理有理由选择这样的领域，其在基建基金领域内拥有丰富经验。从20世纪90年代起，麦格理在澳大利亚成立基金收购长期基础设施，修缮并卖给养老基金，形成了独特的麦格理模式。这一模式在20世纪末被推广至欧洲，为麦格理打下赫赫声名。
不过，在中国火热的房地产市场中，麦格理似乎更多地充当了接盘手的角色，却并未赚到实实在在的利润。在上述最早投资的三个项目中，仅有新茂大厦在短暂持有不到一年半后迅速甩盘而获得了回报，其他两桩收购都遭遇了不小的麻烦。
麦格理收购万达本是一箭双雕的大好生意。万达获得滚动开发所需的资金，麦格理则获得了成熟的商业地产中心，并可以借此进入中国市场。同时，麦格理也有意帮万达通过REITS，利用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把项目独立上市等方式获得持续融资。
但这个计划随后撞上了政策的铁墙。2006年7月，国家外管局、商务部、发改委几部委联合发文《关于规范房地产市场外资准入和管理的意见》，严格限制境外公司收购内地物业。
REITS至今未能成行，而在房地产调控之下，大连万达迄今为止未能获批上市获得持续稳定的融资渠道。就在今年，九家万达广场悄悄改名“悦荟广场”，两家黯然分手。这也使得麦格理在中国房地产企业界名声大跌。
麦格理不止一次行差踏错。2007年，其南下三亚谋求地产投资但遭遇信贷收紧不了了之。2009年中国地产遭遇调控，外资基金集体抛售上海地产，麦格理亦忍痛将其在上海的投资项目“城市酒店公寓”变卖。
与其他外资地产公司即使退出也赚取高额利润不同的是，麦格理的出手显得慌不择路，2005年出价4亿收购的项目最终被损失四成以2.5亿出手给中信资本。从2009年至今，位于上海延安路高架与陕西路交界黄金地段的酒店公寓已经大大升值。
从2006年至今，翟与负责麦格理亚洲区业务的主席罗安君为麦格理规划了诸多业务领域，包括与光大控股合作成立直投基金，入股华澳信托，先后传出与恒泰证券及海通证券公司成立合资券商的传闻。
不过，这些动作要么悄无声息未能成行，要么还未结出果实。麦格理成为一流投行的雄心，亦有待验证。
4月27日，麦格理集团发布了截至2012年3月31日的本财年报告，其盈利为7.3亿澳元，触及8年来的低位，甚至比经历金融危机的2008财年还低。此前，信用评级机构穆迪于2012年4月将其长期信用评级下调至2A级，这在其即将发行期限长达45年的金融债券以补充资本的当口无疑是临门一击。
麦格理全球化进程裹足不前的同时，其在中国内地的征程，似乎也并不夺目。一位国际投行人士更将其总结为，“一步慢，步步慢”。从1994年到2005年蜗居香港市场的犹豫不决，已使得其错过了最佳的扬名时机。尽管随后奋起直追，但已“无力回天”。
虽然有业内人士戏谑地称，以近期的市场情况看，“国际投行裁员不是新闻，不裁员才是”。但是誓言要“从二线投行进入亚洲一流阵营”的麦格理在这一轮危机中，成为了二线投行跃进受挫的样本。
“一步慢，步步慢”
作为一家发家于澳大利亚的投资银行，麦格理素以低调和保守著称，也很少像其他国际对手那样大量涉及高风险的衍生品业务。
一个例证是，在金融市场风声鹤唳的2009年，麦格理全球总裁摩尔亦可以自豪地宣称手持320亿澳元现金，当年录得9亿澳元的净利润，在国际投行中一枝独秀。
这种极度稳健的风格体现在中国市场上即是，尽管其1994年就在香港设立分公司，并通过投资香港上市公司合生创展接触中国市场，但随后的十年里它却始终没有深入内地市场。而此时正逢中国国企改制上市引入战略投资者热潮，堪称国际投行在华的黄金十年。
痛定思痛的麦格理在2006年引入了时任德意志银行董事总经理、中国区主管翟隽掌管承销业务。
这位充满冲劲的干将经历传奇，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即为学联副主席，但却在1990年抛弃即将完成的北大学业，远赴澳洲学习金融。在完成学业之后，他辗转雷曼兄弟、高盛、德意志银行等诸多投行。在投行征程中，其参与了一系列炫目的“大交易”，其中包括中石油海外上市，32亿美元的中国神华H股上市。
一位资深投资银行家认为，“北京大学学联副主席的身份让他在体制内结交了众多朋友。这些朋友在十多年后成为其拿下大项目的最大助力。”翟亦在一次演讲中认为“对自己帮助最大的是北大校友”。
在翟的加入下，麦格理也在中国铁建及农行H股上市等最后“大象”中以联席承销方式分到一杯羹。
“麦格理在风格上与其他在中国的国际投行大不一样，手段更加生猛。它敢于向企业报出高价抢项目，也因此得罪了一些同行。”前述资深投资银行业人士称。
但与一线投行相比，麦格理的业绩差距始终没有被缩小。根据汤森路透统计统计数据，2011亚洲投行排名中麦格理名列第九，其在股票承销、债券承销等方面与前三名差距颇大，而这已然是它在华十几年来的最好成绩。
究其原因，翟的经历虽然闪耀，但其优势所在—与体制内紧密相连的大项目时代早已过去。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市场主流，已经是国企如何回归国内市场。
限于政策法规限制，麦格理并不拥有相关资质。而时至今日，翟宣称多年的与国内证券公司合作以获得A股承销资质的努力也并未看到实质性成果。
“在中国的环境下，IPO是规模最大、利润最丰厚的一块市场。在大环境不允许的情况下，麦格理已然是一步慢，步步慢。”前述国际投行人士指出。
踩错节拍
与声明显赫的国际投行对手相比，麦格理显然羽毛未丰。因此，麦格理不得不选择了另类的切入方式，通过曲线投资地产来介入中国。
2005年5月，麦格理迈出在内地市场的实质性第一步，以8亿元从凯德置地手中收购上海新茂大厦。同年7月联合其他机构投资者从大连万达手中接过九家购物中心，9月又购入“上海城市酒店公寓”。这一系列闪电般的交易总值高达50亿元以上，其投资内地房地产界亦是汹汹来势。
麦格理有理由选择这样的领域，其在基建基金领域内拥有丰富经验。从20世纪90年代起，麦格理在澳大利亚成立基金收购长期基础设施，修缮并卖给养老基金，形成了独特的麦格理模式。这一模式在20世纪末被推广至欧洲，为麦格理打下赫赫声名。
不过，在中国火热的房地产市场中，麦格理似乎更多地充当了接盘手的角色，却并未赚到实实在在的利润。在上述最早投资的三个项目中，仅有新茂大厦在短暂持有不到一年半后迅速甩盘而获得了回报，其他两桩收购都遭遇了不小的麻烦。
麦格理收购万达本是一箭双雕的大好生意。万达获得滚动开发所需的资金，麦格理则获得了成熟的商业地产中心，并可以借此进入中国市场。同时，麦格理也有意帮万达通过REITS，利用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把项目独立上市等方式获得持续融资。
但这个计划随后撞上了政策的铁墙。2006年7月，国家外管局、商务部、发改委几部委联合发文《关于规范房地产市场外资准入和管理的意见》，严格限制境外公司收购内地物业。
REITS至今未能成行，而在房地产调控之下，大连万达迄今为止未能获批上市获得持续稳定的融资渠道。就在今年，九家万达广场悄悄改名“悦荟广场”，两家黯然分手。这也使得麦格理在中国房地产企业界名声大跌。
麦格理不止一次行差踏错。2007年，其南下三亚谋求地产投资但遭遇信贷收紧不了了之。2009年中国地产遭遇调控，外资基金集体抛售上海地产，麦格理亦忍痛将其在上海的投资项目“城市酒店公寓”变卖。
与其他外资地产公司即使退出也赚取高额利润不同的是，麦格理的出手显得慌不择路，2005年出价4亿收购的项目最终被损失四成以2.5亿出手给中信资本。从2009年至今，位于上海延安路高架与陕西路交界黄金地段的酒店公寓已经大大升值。
从2006年至今，翟与负责麦格理亚洲区业务的主席罗安君为麦格理规划了诸多业务领域，包括与光大控股合作成立直投基金，入股华澳信托，先后传出与恒泰证券及海通证券公司成立合资券商的传闻。
不过，这些动作要么悄无声息未能成行，要么还未结出果实。麦格理成为一流投行的雄心，亦有待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