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的拯救

银行业的系统危机通常发生在信贷泡沫和资产价值泡沫之后，尤其是房地产市场的泡沫。这次也是如此，但此次危机的广度和深度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是全球性的，日本和德国等严重依赖出口的国家实体经济遭受的冲击就很大。美国的大萧条虽然影响也很大，但毕竟仅限于国内，与其它经济体相对隔绝。全球化的背景使事态很容易恶化，而且比人们预想的要快得多。

现在都在说提高警惕、加强监管，但我不认为现在的监管能够有效阻止情况继续恶化，以后的监管也可能不会加强到哪里去。人们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受到很大打击，但随着形势的不断好转，直到下一次危机到来之前，又会认为高低起伏是正常的。这种想法很不可取。而且，现在连在危机的起源上都无法达成共识，很难想象会在解决方案上达成共识。因此我认为在危机的过程中，政府并没有采取太多积极有效的行动。

有些人把抵押贷款市场视为危机的源头，但我认为问题首先出在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其次是国际间的收支不平衡，比如亚洲国家的人民存很多钱养老。这么做也许是对的，但很不幸的是，有些国家的债务高达数万亿美元。

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明白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泡沫从出现到最终破裂需要经历很长时间，这不像股票市场的高低起伏瞬息万变能一目了然。当格林斯潘在2003、2004年大刀阔斧地降低银行利率的时候，最初三年的经济形势非常好，随后问题才开始逐渐恶化。所以，单纯提高利率以期达到控制价格的效果，恐怕也难有成效。人们要搞清楚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意味着什么，有些市场的房地产价格已经高到荒谬的程度。而且现在采取的经济措施正确与否，也得要等到十年之后才能见分晓。

这次危机暴露出来的问题是，人们在冒险之后几乎不会受到惩罚。摇摇欲坠的银行都被拯救了，除了雷曼兄弟和贝尔斯登的员工，大多数其它银行的员工并没有失业。美国政府给了通用汽车600亿美元，但我认为它很有可能在未来五年内破产。我们花了这么多钱，却不确定能从中得到什么，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花了一大笔钱。福特不需要政府拯救，因为它做了正确的决策。政府大可以让市场决定那些濒临破产的公司的命运，却把大量纳税人的钱源源不断地注入经营不善的公司，试图拯救它们。我不认为这是最好的方式，而且是一种浪费。1970年代英国政府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不停地向债务缠身的公司注入资本，却颗粒无收。

至于议论纷纷的华尔街薪酬，我觉得应该从长远的角度来制定新的薪酬制度。如果人们对现有的薪资机制很满意，就很难从内部进行改革，这样问题来了：政府是否应该介入金融机构企业文化和薪资机制的重塑？高盛今年的分红很可能再创新高，但是一年前如果不是政府救助，它很可能就破产了，所以政府的角色成为一个大问题。政府应该做什么？什么是应该做却没有做的？政府应该获得投行的一些利润，毕竟这些利润都是建筑在巨大的财政赤字和纳税人的金钱之上的，这将是一个政治问题。美国政府的工作人员薪水并不高，一个普通参议员年薪是18万美元，而美林有700名员工的年终分红是100万美元。如果这些公司是纯私人的还好办，但这些公司在危机中拿了很多纳税人的钱，所有这些影响都会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里逐渐显现。

看上去政府很难改变一个企业的文化，但它可以将这些公司国有化。冒风险的银行在危机中遭受了损失，比如花旗集团，但它被拯救了。政府本来应该做的是将花旗集团国有化，然后在一段时间内将其业务分块出售。政府拯救的是一些糟糕的银行，这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了人们继续冒险，因为他们知道即便出现问题也会被拯救。政府对危机的做法是错误的，它建立了一个错误的拯救机制，正因为如此，糟糕的情况很有可能再度上演。（本刊特约记者王萃采访整理）